非常感謝商報同仁邀請我就「深港合作」為議題和眾多中小企業的朋友交流及分享我自80年代投入深圳建設至今的經驗及看法，但因只有8分鐘時間，我不想重覆過去報紙上及其他講者已發表過的高見，我希望簡單把深港合作分四個階段去分析。

    80-90年代(輸入市場經濟階段)：

    改革開放初期，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影響深圳，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全國精英及有創業精神的人才令深圳很快成為全國注目的大城市，無論生活方式、飲食習慣、衣著都逐漸西化，商業運作模式更接近市場經濟。1988年9月我曾陪同美國總統財務顧問諾貝爾獎得獎者佛利民教授前往北京會見總書記及國家財政部長，當時同行的港大教授張五常及天安集團周安橋提出股份制的確立；后來到了深圳，向李灝市長建議把的士牌照拍賣，當年深圳市政府開了先河，拍得了八百萬元人民幣，自始國家步上市場經濟的軌迹。

    1991-97年(合作成為世界工廠)：

    隨着香港工業由部分工序北移到全部生產北移的過程中，香港工業家充分利用國家優惠政策及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加強自身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同時期台灣正發生工業產業革命，低產值及勞動力密集的產業例如膠鞋、服裝、小五金等輕工業已由台灣轉入大陸，台灣出現南港軟體工業園、內湖科技園等高科技產業的工業園，利用10年時光，基本已完成產業轉移或提升的工作，但香港工業家仍然滯留在享受OEM代工的階段，一步一步接近危機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