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關公平競爭法的爭論，表面上可以是學理的爭議，且流於枝節，以枝節來替代原則性的討論，實際上卻是替大企業和壟斷企業作辯護，找出理由來反對公平競爭法。

    一個方法是把經濟效率看作為絕對的標準和價值。故此，以大企業、壟斷企業的規模效益（包括對商品和勞動力的議價權），當然可以達到較高的投入產出效率。問題是，這樣高效率得來的高利潤，并不一定回饋本地經濟和社會，往往是資金流失於香港以外，對香港經濟而言是净損失；也不一定投放回原來的產業，造成原來產業的净資金流失，妨礙產業進一步的技術和生產率的提升。這樣高利潤率亦同時帶來巨大的代價。一方面是對商品服務的供應商和勞動力壓價，把錢從他們手里轉移過來，惡化他們的經營和工作條件，影響到他們的收入在香港經濟的消費和投資作用，也影響他們的企業和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高效率、低工資打擊社會的就業，大企業和壟斷企業以優越的市場競爭力排斥中小企業和勞工，會造成后者的失業，帶來社會效益的損失；勞工不單只是商品性的勞動力，也是社會的公民，有一定的公民權益，他們的子女也是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延續的力量。高失業和低工資使勞工不能維持他們的社會功能（包括教育下一代），便需要政府介入，以公帑支持，即使如此，效果也會有很大的差別。於是，大企業、壟斷企業的高效率，高利潤依托的便是社會效益的下降，政府公帑增加支出，實質便是成本外部化。這樣的唯經濟效率觀，實際上違背經濟學的基本常理：消費投資生產收入的循環關系和整體性，淪為資本家的利潤最大化的意識形態說法。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陳文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