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決這兩個問題，筆者以為不能單靠立法，而應視企業管治為一種文化改變。隨着企業管治意識日益提高，投資者對企業的各項要求越來越重視，加上香港家族企業亦已慢慢進入第三代，專業化管理日見雛形，長遠來說，筆者對香港的企業管治水平是樂觀的。

    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碩士課程主任 蘇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