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看看，自1978年安徽鳳崗農民的「包干到戶」起，中國經濟30年間的改革，無非「國退民進」而已。進退之間，作用於社會的，不僅是政策的松動，更伴有必然會發生的短期的制度脫節、法律真空、監管失控、行政放縱等。而凡此種種，在令各階層獲得經濟活動的運作空間之外，尤為重要的是，莫大地刺激了世人的想象空間。

    想象，之於科學家，即為發明；之於政治家，即為野心；之於企業家，則為造富。所以，中國這30年間，是國有、外資、民營、偽民營企業高度發展、富人群現的年代。

    只是，在實踐者將經濟想象適用於經濟運作中時，由於大多包含了投機、盲目、資源與權力尋租等非正常因素，一旦在運作過程中外界因素稍有變化，看似完美或巨大的企業與領袖，頓時就會零落成泥碾作塵。

    所以，這30年間，也是中國富人群滅的年代。自改革始屹立至今的商業領袖，惟魯冠球一人，或就因此。所以，生於這個時代的科龍，一路如此跌蕩，也是它的宿命。

    當時，制度的脫節、法律的真空，讓一個鎮政府可以勇敢地拿出錢，給工作人員潘寧去辦廠，從而令科龍獲得出世紙。現在，「政企分開」了，料想地方政府沒有公開如此行事的膽量。

    當時，舉國甫放開經濟活動，老百姓開始有閒錢亦有需要添置電視、自行車、冰箱等大件商品，則為科龍在短期內的迅速崛起，創造了良好背景。

    而由於監管機制的欠缺，鎮政府對於崛起之后的科龍，可以隨時施與強硬干預，并直接導致了潘寧的「失」職及科龍的連年虧損。顧雛軍入主科龍，不可否認，亦帶有濃烈的行政干預色彩。

    緊要的是，假如顧雛軍可以穩穩當當地做好科龍這份工，他在科龍之前的所有灰色行為，其實是有機會完全漂白的。但「國退民進」給予如顧雛軍一般的資本玩家太大的想象與實踐空間，他最終還是盲目而冒進地繼續前行於灰色地帶，累了科龍，毀了自己。

    正如唐氏的「德隆系」、呂梁的「中科系」、張海的「凱地系」，個個因膽成事，個個亦因膽獲罪。

    富貴險中求，險字當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