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和北京大學經濟學厲以寧教授在深圳小聚，厲先生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頗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厲先生來深圳演講，說的正是這30年的事。而周五相聚的，多是厲先生30年來不同時期在廣東謀事的學生。厲先生從教逾50年，桃李天下，自不待言。

    這30年，可以說的事，很多。歷史不可能如果，事后諸葛亮個臭皮匠都算不上，股票市場現在對中國來講，已經是一種常態，股民千千萬萬，但在股市形成的過程中，厲先生有「厲股份」之稱，絕非浪得虛名。30年，對東方亮來講，也許太遠，但20年前的事，也還記得。周五那天，東方亮和厲先生說起了20年前的一件事，那一年，對中國改革往何處去？在學術界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論，這樣的爭論，從此以后好像不再有。

    說得遠一點，第一次提出國有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兩權分離」的，也是東方亮的先生肖灼基教授，肖先生去年不幸中風，已經不言不語。對中國而言，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從兩權合一到兩權分離再到股份制改革，每一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其中，理論的突破為一步步走到今天，奠定了基礎。而這樣的突破，今天看來一切都是理所當然，但每走一步，都要付出代價，突破理論禁錮的，是為先驅者，中國改革開放30年，應向理論先驅致敬。1988年有過這樣的致敬方式，一個主要由企業家組成的金三角俱樂部，在上海，為改革開放十年最優秀的20篇學術論文頒了獎，厲、肖先生都得到了應有的致敬。那時，浦東還沒有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