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
【中國窗訊】關於中國經濟政策,筆者斗膽提出若干建議。
一、必須解決認識問題和組織問題。
必須明確,中國經濟問題不是速度問題(快和熱),不是外部環境變化問題(美國經濟衰退),不是通貨膨脹問題(資產和商品價格失控),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質量問題。
必須面對,中國經濟管理多頭多級分權問題,要高度關注政策混亂和矛盾的問題。例如財政政策就涉及到十餘個部委局,部門協調和地方協調十分困難,政策執行缺乏應有的時效性。必須下決心在宏觀經濟管理上實現高度集權,要起用明白實體經濟運作的財政金融專家參與決策,必須在政策執行上體現鐵的紀律。
二、制度變革是關鍵。
由全國人大成立專門的委員會,名稱為「平等機會委員會」,制訂反對制度性歧視立法,取消任何涉及歧視的制度法規,并對歧視行為依法予以追究,使國民真正享有投資、貿易、勞動的均等權利,使「發展提高生產力的人力資源和資本」成為可能。
由全國人大組成現行經濟法律法規檢討委員會,對現行制度、法律、規定中各種對合法經濟行為限制性條款進行檢討和剔除。在《反壟斷法》之外,建立《反行政干預法》,堅決拆除制度性壁壘,使「發展提高生產力的人力資源和資本」成為現實。
在推行大部制的基礎上,撤併各級政府直接干預微觀經濟管理的機構和部門,精簡人員,壓縮經費,既降低企業支付的政府干預成本,同時也降低政府運作的行政成本。以資訊技術對政府行政管理實施徹底改造,大幅提高行政效率,實現行政管理的法規透明、程式透明、結果透明。
應高度重視對於各級政府司法權和執法權的規範化管理,堅決約束司法和執法人員過度參與和干預經濟事務,同時,堅決治理政府中對於經濟犯罪不作為的情况。人才和資本的流動,取決於低風險和高回報。政府的責任就是減少制度性風險,降低制度性成本。
制度變革是困難的,但這是提高國民經濟運行質量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反腐敗的有效途徑。不能有效地降低制度成本,中國就無法獲得國家競爭優勢。
三、經濟政策調整。
第一,暫時中止各級政府城鎮住宅用地審批,由各級建設部門統一開發、興建、管理廉租屋,在未來3到5年內滿足城市居住人口的住房需求。在不遠的將來,中國成為資本净輸出國時,逐步將廉租屋商品化。
土地使用權是一種特種資源稅,暫停審批相當於暫時停止對國民徵收巨額稅費。一方面,降低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可以減少社會資本沉沒於不動產,使這部分資金重新轉入生產和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可極大地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有利於構建和諧社會,政府也將積累可觀的實物性財政結餘。
已售出土地使用權依然可以繼續發展商品房,存量商品房依據市場實際需求形成自然的市場價格,政府無須干預。
數以萬計的地產商可重返生產和服務性行業,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增加就業。
第二,繼續降低涉及勞動所得、貿易所得、服務所得的稅費,增加資產增值和資本利得的稅費。例如降低個人所得稅,降低股票印花稅,取消利息稅,徵收物業稅,徵收資本利得稅等。
勞動所得構成國民的投資和消費,必須予以保護;資產增值和資本利得必須有效轉入投資、生產和消費,應提供必要的激勵。
第三,實施全民社會保障卡管理。在地方有關部門確認下,對低於生活保障標準的國民提供食物代金券等票證補貼,確保高通脹下國民的基本生活質量。財政補貼只能是針對國民的補貼,必須終止對機構、企業甚至商品進行補貼。
第四,各級政府必須放弃針對要素價格管制的微觀經濟政策,使要素價格與國際市場實現接軌,堅決終止通過要素價格管制而變相實施的出口商品補貼。
由於缺少能夠深刻認識資產和商品價值的頂級金融專家,管理層習慣逆向價格管制,這就在政策上協同了規制內的盜竊行為;由於缺乏頂級的通貨膨脹專家出手相助,要素價格不能主動適應市場變化,被動價格調整反覆筋攣市場調節機制,肢解了市場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第五,提高存款利率達到實質正利率水平,終止銀行通過實質負利率,剝奪存款人權益,變相補貼貸款人,降低銀行體系由於強制性再分配形成的道德風險和技術風險。
第六,果斷宣布一攬子聯繫匯率辦法,降低匯率預期帶來的境內外資本大規模流動,使流動性處於合理可控的水平。同時,繼續實施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
人民幣不斷升值與實際購買力不斷貶值,是對錯誤管制要素價格的必然反映。這是國際與國內市場的反向互動。膚淺的幣值低估論,簡單的貨幣防線論,都是十分有害的。人民幣必須實現與要素價格的有機互動,而不是反動;要自主調節,而不是被迫跟隨。
第七,對國內民營企業全面開放金融業務,對境外金融機構開放金融服務業務。這兩條都涉及制度歧視,民營企業有權從事金融業務,國民有權享受最優質的金融服務。
第八,加強對資本市場的監管和執法,考慮在資本市場試行集體訴訟制度。
四、建立中央資訊中心。
沒有什麼情報比經濟情報更為重要了。一個盲人與目光如炬的人談什麼競爭?所以,如果決策層無法真實、準確、及時掌握全球經濟發展變化的趨勢,政府相關部門和學術機構在經濟情報收集和研究方面能力薄弱的話,將是非常危險的。
因此,筆者建議應投入鉅資,建立中央資料庫,分門別類采集匯總各種經濟資料,以供建立態勢感知的基本圖景;應召集優秀數理統計人才,建立中國自己的經濟分析指標、分析體系、靜態和動態分析模型,對歷史、現狀、趨勢進行科學的、嚴謹的邏輯分析;應建立強大的分析師隊伍,對全球、國別、行業、產業、甚至重要企業,進行深入研究,準確、深入、及時把握全球經濟發展變化趨勢,為決策提供依據和建議,并及時檢測政策執行效果,檢討存在問題。同時,還可為企業提供優質的諮詢服務。
中國是有計劃經濟傳統的國家,沒有強大的情報能力根本談不上計劃。現行經濟政策的后置性源於經濟情報工作非常落后。統計局不屬於這種性質的機構,根本無法完成如此艱巨而复雜的工作。中國有足夠的資源,以舉國體制建立強大的態勢感知能力。我們的確需要一雙明亮的眼睛。
同時,建議啟用有實戰經驗的財政專家和金融專家,培養和使用自己的魯濱、薩默斯和保爾森。制度和政策的獨立自主是國家經濟主權的命根子。制度和政策的最高評判標準,就是有效性。實事求是,一不怕笨,二不怕土,堅定不移地走中國自己的路。
總之,必須明確提高生產力是一切經濟政策選擇的最高原則,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和實事求是的基本方針,要勇敢堅定地展開制度變革,實施鐵腕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務必使失衡的經濟體系盡快恢復到平衡狀態。同時,我們需要一雙明亮的眼睛。只要堅定不移地發展提高生產力的人力資源和資本,真正有效的發展生產力,逐步建立起強大的國家競爭力,穩定地提高國民福利,就一定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紀念改革開放30年,建言中國經濟四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