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凱宇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其中一項爭議，是總站的選址。政府堅持高鐵總站應設在接近市中心的西九龍，而公共專業聯盟和學者梁啟智則建議把總站設在新界的錦上路。如果大家有留意，就能發現政府的決定是建基於一套已經過時的「滴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或稱「滴漏」或「涓滴」理論」)之上。政府必須逐漸放弃這套成效不彰的經濟理論，改以區域平衡發展的理念看待高鐵總站選址，以至香港的整體發展。

    滴漏理論不合時宜

    政府認為高鐵總站一定要建在非常接近市中心的西九龍，因為興建高鐵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以最大程度方便那些需要急速往返內地和香港的商人，以及來港消費和投資的內地旅客，從而最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和增加就業機會。由於這些商人和旅客的目的地多為市中心，所以如果把總站設在錦上路，他們將要預留數十分鐘的時間轉車，這將大大削弱高鐵的吸引力，無法達到預期目的。

    先不論把總站設在錦上路會否嚴重削弱高鐵的吸引力，單就政府所提出的論點而言，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出是向富人傾斜，而且可以推測政府是「滴漏經濟學」的信徒。「滴漏經濟學」最先由上世紀20年代的美國共和黨政府所采用，后來被列根總統所繼承。這套理論提出，政府的政策和基建，應先保障大商家和有錢人的利益，為他們創造商機，因為經濟增長能促進消費和增加就業，最終惠及全社會，包括窮人。這套理論正正解釋了為何政府堅持要把高鐵總站設在西九，因為這最便利富人和商旅。其實特區政府并不單單應用這套理論在高鐵計劃上，它的整個施政方針，其實都受這套理論影響。今年政府的施政報告，提出「經濟優先」的理念，就是認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促進經濟發展。而報告亦認為，解決貧窮問題的治本之道，「仍要依靠經濟增長，共同創富。若要維持以福利為主的紓困措施，必須大幅調整稅制，提高稅率……」(《施政報告》頁4、頁30-31。)

    問題是這套「滴漏經濟學」在香港已經不合時宜，經濟增長會惠及全社會的良好願望近年已開始不能實現。政府統計處的最新數據顯示，本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由1997至2008年有近五成的實質增長，但每月住戶的入息中位數，卻輕微下跌，而月入少於8000元的家庭更由26萬個激增至44萬個，可見大幅的經濟增長，并沒有惠及窮人。社聯分析統計處的數據更顯示，香港的窮人數目，已增加到124萬，可見貧窮問題之嚴重。既然「滴漏經濟學」已被證明不能有效把財富再分配到窮人手里，那麼政府就應該改變思維，以新的理念來處理問題。

    我認為政府要以更進取的態度來分配資源，而不應再把分配資源的責任交託給企業和富人，并把政策和資源向他們傾斜。

    車站應設在新界西北

    回看車站的選址問題，我認為政府應放弃把總站設在市中心，改為把站設在低收入市民聚居的新界西北地區（如錦上路、天水圍或元朗），并順帶將當地發展成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吸引內地旅客到當地消費投資，直接把就業和發展機會帶給當地低收入市民，從而產生「財富再分配」的效果，并藉此促進市區和新界的平衡發展。

    其實內地有不少城市的高鐵項目都有類似的目標，他們希望以高鐵帶動城市周邊地區發展，所以車站大多設在市郊，例如東莞把高鐵站設在虎門鎮，廣州則設在石壁。而台灣興建高鐵的目的，亦是希望形成南北一日生活圈，以平衡南北發展。有論者質疑，把總站設在新界，乘客要轉車才能到達市中心，會削弱高鐵的吸引力。其實只要做好交通配套，所需時間比設站西九不會差別很大。

    聯合國開發組織(UNDP)的最新報告顯示，香港的貧富差距全球第一，再次證明主導政府施政多年的「滴漏經濟學」已經不合時宜，且到了不得不改變的時候。政府應盡快調整施政理念，以更進取的態度協助弱勢社群和低收入社區。而以高鐵計劃促進本港的區域平衡發展，正好作為政府改變施政理念的「試點工程」。所以，高鐵總站，應該設在新界西。至於確實地點應定在哪里，錦上路是否最理想的地點，這就需要政府、專家和社會人士來共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