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

    周正龍案二審11月17日上午8點30分在安康市旬陽縣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庭審過程中出現戲劇性一幕，周正龍多次表示，“我錯了”、“我要徹底承認錯誤”。周正龍說，“我不需要反過來說這件事是真的。(這次)是我最後一次機會，希望法庭幫我減輕負擔(刑期)。”周正龍突然改口讓律師有些措手不及，隨即將無罪辯護改為減刑辯護。(11月17日《法制晚報》)

    其實，周正龍拍攝的到底是不是真虎，早有鑒定結論，公眾心中也頗有數。人們關心的仍然是：一個足不出戶的農民，如何能搞出如此逼真的相片，在這些相片的幕後，是不是還有某些“高人”？如今，周正龍承認拍攝的是假老虎，並且否認幕後有人，那麼，法官是否可以就此打住，按照周正龍自己說的來認定事實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大陸法系實行的是職權主義，法官不是被動消極的旁聽者，而是負有查明真相的職責，被告人的供述在大陸法系同樣很重要，但是，如果法官對被告人的供述存有疑義，就負有依職權主動調查真相的責任，甚至有不採納被告人供述的權力。

    1996年，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修改後，我們從完全的職權主義逐步向當事人主義轉變，強調了控辯雙方的舉證責任，加強了庭審的抗辯性，但是，我們仍然具有許多職權主義的特徵，法官仍然負有查明真相的職責。《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因此，某種程度上講，判案仍然要追求客觀事實；《刑事訴訟法》還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合議庭對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佈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人民法院調查核實證據，可以進行勘驗、檢查、扣押、鑒定和查詢、凍結。”因此，對於有疑問的證據，法官不能以被告人的口供直接定案，不能放棄查明真相的職責。周正龍可能出於種種考慮，不願意公佈幕後的指使者、幫助者，可能希望通過認錯來爭取法庭的從寬處理，但是，法官卻不能以周正龍已經認錯為由，置公眾與辯護律師提出的種種疑問而不理，不主動核實和調查相關證據。

    某種程度上，不僅法官有調查核實周正龍有無幕後指使者、幫助者的職責問題，檢察官更負有相應職責。與英美法系檢察官作為純粹的控訴方、一方當事人不同的是，我國的檢察機關是司法機關，不是單純的當事人，負有客觀公正的義務，既負有查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也負有查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因此，檢察官應用足夠的事實說明周正龍幕後有無指使者、幫助者；即使起訴時沒意識到這個問題，當公眾和辯護律師提出相關問題時，也負有查明真相的職責，不能對這一問題放任不管。

    但願，周正龍的認錯，不會永遠掩飾事件幕後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