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立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中國窗訊】我們儘管知道人民幣增值對改善我們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必要性，但中國政府並沒有屈服於內外的壓力，在一開始就迅速大幅度的調整匯率或在當前流動性危機滲透到實體經濟的嚴峻時刻還繼續單邊升值，而是和前期出口退稅強化政策一起，又迅速開始向下調整人民幣匯率水準（世界其他貨幣也在對美元大幅貶值，如英鎊、歐元和除日元之外的亞洲各國貨幣等）。其最根本的理由是：對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匯率制度的選擇及其調整，並不是為了只解決國際收支的失衡問題以緩解貿易摩擦和前一階段貨幣流動性的衝擊問題。

    事實上，我們的政府至少要關注兩個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十分重要的指標：一是經濟增長。因為有了它，就能解決就業，就能保證人民的生活。尤其在我國貧富分化、區域差別、勞動力過剩和政府資源再分配能力有限的現狀下，任何引起經濟增長迅速下滑的要素都會導致社會不和諧的問題發生，從而不得不引起政府高度的關注。在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的金融危機，進而滲透到實體經濟這樣的困難時期，政府的立足點更會考慮到“保增長”的目標上來。

    二是維持物價的穩定。不管價格的上漲是由成本推動的，或流動性氾濫所造成的，還是由旺盛的需求所拉動(事實上這兩者有時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只要嚴重損害了大眾的購買力，尤其在中國經濟發展失衡的環境下，都有可能因為高通脹的問題而嚴重破壞社會的和諧的生態環境。去年下半年，由於工業生產要素的價格高騰和農產品進口價格的攀升，我們就遇到了這樣的挑戰。不過今天，我們倒要注意另外一個價格穩定問題——即像韓國那樣，外資大撤離造成的本幣氾濫所引起的貨幣貶值現象，為此，央行主動向下調整匯率，增加遊資換匯的成本，從而保證中國市場的價格穩定。

    一般來說，“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這兩大目標實際上很難兼顧，尤其中國目前對外經濟依存度很高，匯率水準調整的“藝術性”不強，就會凸現這兩大目標之間的衝突。比如，人民幣迅速增值，雖然能夠擠出靠惡性價格競爭的劣質企業，同時也能緩解資本的大量流入，但它可能會影響在華外商直接投資的水準，影響中國經增長的一大支柱——出口產業，從而影響增長，影響就業。相反，如果我們一味堅持匯率的穩定，那麼，貿易摩擦的成本就會加大，流動性過剩的壓力也會提升。儘管當前通縮問題是全球共同擔心的問題，但是，從中長期來看，為救市而投入的過多流動性和龐大的國際收支順差一起（因為今天在人們更看重價格的蕭條經濟時代，中國的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在有競爭力的匯率水準保證下會更充分地體現，貿易拉動增長的引擎還會勢不可擋），還會對我們的物價穩定構成不可小視的威脅。因此，政府就是在利用資本帳戶管制，人民幣外匯市場干預效果較為明顯的環境下，通過主動的匯率“調整”方式來努力平衡上述的兩大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匯率制度和匯率水準的調整在短期內不一定是直接盯住國際收支的平衡，而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匯率調整這一手段來使上述兩大政策目標“兼顧”的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