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教育部以“我們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許無恥。”對“範跑跑”事件給與了官方回應，並且迅速在重修的師德規範徵求意見稿中，明確加入“保護學生安全”的內容。但民間對於此事的爭論卻並未停止。本期特別關注，兩位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這一現象的法理追溯，可能為讀者提供另一觀察問題的視角。

    “範跑跑”事件大概由兩個獨立又關聯的事實組成:一是范美忠先生在發生地震一刻丟掉學生不管自顧逃命的“行為事實”，二是范美忠先生在其博客上揚言大難當前甚至連其“母親”都不救的“言論事實”。

    范先生的“行為事實”性質上屬於臨難自救行為，符合法理上的“緊急避險”原則，不可能產生民事侵權責任，也不可能形成刑事責任的後果，更何況范先生所教的全班同學及全校師生無一在震災中傷亡，更不存在“避險過當”情節。

    而其“言論事實”，除了法律規定的禁止性規定之外，均屬於憲法所保障的表達自由範疇，是不可能“因言獲罪”，也不能“因言追責”，所以談不上法律責任問題。

    厘清兩類事實的意義在於可以很好地使“行為事實”與法律責任相銜接，避免“言論事實”的鬧場搗亂。在法律責任的構架中，除了民事侵權責任、刑事責任之外，法律還有一項就是民事契約責任。民事契約責任也是法律責任。

    中國缺乏“契約即法”的傳統，說到契約責任好像就是“私力救濟”的代名詞，認為是私人之間避開法律的內部事務。其實不然。它的確發生在私人之間，但它仍然匍匐在國家法律的框架內，它的最終效力是由法律提供的。

    西方“契約即法”的傳統始于古代希伯萊人，“約”往往賦予了神聖的色彩，對“約”的尊重體現了對天神的敬畏和對誠實守信的篤志追求。到了古羅馬法，“合意創立法律”逐漸成為全歐洲基本原則，古羅馬《十二銅表法》詳細載明對違約行為的嚴厲處罰措施。法國13世紀《博韋的習俗和慣例》甚至斷言“契約勝於法律”，為後來自由資本主義興起開道，“締約自由”一直是契約法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