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嵎生
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即將走馬上任。這是美國選民帶有歷史性的選擇，也是布殊總統8年洋洋大觀的“政績”送給奧巴馬的“禮物”。奧巴馬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由於“布殊主義”和伊拉克戰爭“戰略性錯誤”，以及金融風暴引發的災難，如今的美國，實際上已處於嚴重的困局。美國人民對奧巴馬普遍寄予厚望，國際上也有不同程度的期盼。
奧巴馬在他親筆自傳《無畏的希望》一書中重申了“美國夢”。但他說的“美國夢”究竟是什麼，他將如何去追求呢？縱覽奧巴馬的親筆自傳以及他眾多的競選演說，筆者愚以為可能有以下一些大的趨勢。
一、奧巴馬希圖成為美國歷史上的“林肯第二”或“羅斯福第二”，但要帶有時代的烙印，以及他個人的特徵。
奧巴馬有兩本關於林肯和羅斯福的“枕邊書”，他的親筆自傳對這兩位總統充滿著敬意，特別是林肯解放黑奴、扶持弱勢群體的一系列政策。他十分欣賞佛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強調現在“可以重建”，並“使之適應新的時代”。他還強調說，現在美國“缺少使政府在市場中發揮適當作用的全新共識”和“必要而強硬的措施”；“政府的開銷和干預是經濟發展的催化劑而不是抑制劑”；美國“每一次經濟巨變和轉型時，我們還是依靠政府採取行動來提供機會，刺激競爭，令市場有效地發揮作用。”
在這一戰略思想支配下，為應對金融風暴帶來的災難和復蘇美國經濟，奧巴馬上任後幾乎肯定要推行“奧巴馬新政”，告別“雷根主義”的“絕對自由的市場經濟”，大力加強政府的作用和調控。但他不會否定、更不會反對自由市場經濟。他在親筆自傳中一再表明，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給美國消費者帶來了巨大好處”，是“一代又一代美國人追求各自幸福的努力”的成果。
二、“奧巴馬新政”勢必要反映在外交方面，逐步形成“奧巴馬外交新思維”。
人們在評論奧巴馬外交時，現在一般都突出他與布希的“不同之處”，其實他們也有“同一個美國夢”：保持美國強有力的優勢地位，實現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
他們真正不同的是，布希的夢沿襲和發展了美國歷史上的“天命擴張論”，霸氣十足，採取“單邊主義”，動輒揮舞大棒和使用武力。而奧巴馬對此則採取批判態度。
奧巴馬也主張，美國需要保持強大軍事優勢，在面臨真正威脅時，美國有單方面出兵的權利，必要時也可以再充當“不情願的世界員警”。但他認為，“天命擴張論” 帶來的“血腥的武力征服”“與美國建國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體現的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他認為，老羅斯福宣揚的門羅主義——對於我們看不順眼的政府，可以採取先發制人的策略將其推翻——如今變成了布希主義。奧巴馬的夢似乎更加柔性一些。他希望美國變成“指引世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一座希望的燈塔”，但強調不能“理想主義”地“輸出本國制度模式”；“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把一國經驗用於別國是一種危險的做法”。
由此可見，奧巴馬和布希的“美國夢”既有理念上一定的差異，更有政策行為和法式的不同。說白了，就是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問題：美國究竟是要“統治世界”還是“領導世界”？（以及“如何統治”或“如何領導”）。
從奧巴馬外交理念和一系列言論看來，並考慮到美國目前的處境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奧巴馬外交新思維”和政策動向大體上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優先次序將有重要調整。爭取國際上不同勢力不同程度的合作，以應對和緩解金融危機，復蘇國內經濟，保住世界盟主地位，將是他外交的首要任務。為此，他勢必要進一步改善和加強同發展中大國、特別是“金磚四國”這一類國家的關係；緊緊拉住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墊背”支持；同歐盟巧於周旋，既合作又（明裏暗裏）競爭。同時力爭主導國際金融系統的必要改革，讓出一部分無關大局的權利。
（二）在事關國家安全和國際關係方面，在一般情況下，他將“慎用武力，重用外交”，首先推動和借用多邊合作、特別是聯合國的作用。他強調，“國家的長期安全將建立在審慎的軍事保護和日益增強的國際合作之上。”他認為美國無法憑 “一己之力”“把人們從暴政中解放出來”。他親筆自傳還說，“當我們試圖拿著槍桿以武力強加民主，或把錢一點點投給那些經濟政策看上去更投美國政府喜好的政黨時，…… 我們就是在把自己推向失敗的深淵。”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將採取“多邊主義”方針。他要的實際上是“美國主導的多邊主義”。這也並不意味著他將完全放棄使用武力。他明確說過， “戰爭是殘酷的，但在一定條件下卻是最正確的選擇”；當威脅迫在眉睫時，美國有權採取單邊軍事行動“先發制人”。
（三）“反恐”仍將是他外交的一大重點，但將不是最主要的。在“反恐”戰略部署和政策方面，看來將有兩大轉變：
一是反恐主戰場很快將從伊拉克轉向阿富汗及其周邊，特別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境。奧巴馬強調，伊拉克戰爭是“代價慘重的錯誤”；但發動阿富汗戰爭是“絕對正當的。”
二是可能比較注意“標本兼治”。奧巴馬認為，美國若想取勝，就“必須顧及世界輿論”。他親筆自傳很強調，他母親向他幼小心靈灌輸的價值觀始終是：“寬容，平等，幫助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果奧巴馬說的這些都是真心話，而且真想成為“林肯第二”，在“反恐”政策以及在幫助解決巴以衝突一類問題上，可能傾向於多一點“標本兼治”。
（四）目前國際格局正在發生深刻的演變，大國的合作與競爭，博弈與協調，錯綜複雜，不確定因素很多。但有一點似乎比較明朗，那就是奧巴馬上台後，大國關係的合作與協調可能相應增加，博弈與對抗可能有所下降。
美歐關係可能進一步改善。奧巴馬在總統選舉中獲得接近6300萬張選民票，創歷史最高紀錄。而歐洲很多國家民眾對奧巴馬的支持甚至超過了美國選民。期盼之深，可見一般。只要奧巴馬放下身段，摒棄一點盟主的霸氣（特別是在金融體系改革和俄羅斯問題上），不使歐洲為難，美歐關係將迎來一個新的“融洽期”。
美俄關係存在緩和與改善的機遇。現在美俄關係雖然“對抗大於合作”，但俄羅斯實際上是“以攻為守”，並不是像美國某些新保守主義理想家們所說的那樣具有“帝國的衝動”。奧巴馬政府只要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問題上，以及在波蘭和捷克建立反導基地問題上有所收斂（現在看來是可能的），美俄關係將逐步走向緩和（合作多於對抗）。
日本方面對奧巴馬出任總統並未像歐盟那樣流露喜悅之色，相反倒是有幾分憂心。布希執政8年，中美關係比較平穩和積極發展，日本心理上已經感到很不平衡：難道日本要成為“徒有盟國之名，而無盟國之實”的同盟國嗎？現在亞洲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新的變化，日本更擔心奧巴馬上台後進一步搞“越頂外交”，自己被“邊緣化”；擔心在中美日三角關係中出現倒“二對一”現象（即從原來的美日對中國，轉變為中美對日本）。日本的這些擔心不能說毫無道理，但實在是太過慮了，而且還帶有某種“冷戰思維的衝動”。其實，布希總統並沒有這麼做，奧巴馬也不會。無論是在經濟上、政治上、還是軍事上，美國都需要日本的合作和支援。美日同盟仍然是美國亞洲政策“不可或缺的基石”。預計奧巴馬將努力改善和發展同日本的關係，特別是在金融領域。日本如果能抓住機遇，既重視日美同盟關係，又看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尋求中美日“合作共贏”，那麼，“二對一”之類的冷戰思維就會逐漸消失，中美日三角關係就可能是比較“等邊形”的。這對東北亞乃至亞洲將大有好處。
三、中美關係向何處去？
美國輿論普遍認為，奧巴馬從布希那裏接受了一個“爛攤子”，但也都承認，中美關係卻是布希交給奧巴馬的一筆“外交財富”。
奧巴馬在這次競選期間，沒有像前幾任總統那樣放“狠話”無端攻擊中國。這不僅是因為現在形勢不同了，中美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也與奧巴馬本人的“變革”新思維有關。奧巴馬雖然也說過，美國“需要在戰略上保持一種軍事姿態”，“應對如中國這種可能出現的對手帶來的挑戰”，但他強調，現在時代不同了，“如今，世界上最有實力的國家——我們越來越可以把中國也歸入這個行列——大都遵守一套全球通行的國際規則；中國給美國帶來的“最大挑戰恐怕是經濟上的，而非軍事上的”，但美國比中國要強大得多，美國商人在中國“還要火紅相當長的時期”。
如今，中美雖然還談不上是什麼“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係，但在眾多領域都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也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固然需要美國，美國同樣也離不開中國。奧巴馬主政後，中美關係的主流仍將是積極的，如果雙方都能認真對待和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兩國關係可望“更上一層樓”。
現在美國有些人主張中美唱“二人轉”，搞什麼G-2，共管世界。國內也有個別專家學者予以呼應。這是非常不切實際的，也很天真，或者說“自不量力”，忘記了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另外也有些人擔心奧巴馬政府在金融、貿易和人權等方面向中國發難，從而產生新的矛盾和摩擦。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也真的可能發生，我們要有所準備，認真應對，但無需反應過度。中美關係總是在磕磕碰碰中一步一步前進的。
四、結束語：奧巴馬的機遇、難處和局限
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正在下降，左右國際事務的能力已大不如前。這並不完全是布希總統的“卓越貢獻”，更多的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大面積興起，國際力量對比發生了新的變化。奧巴馬如果奉行符合時代潮流的“奧巴馬新政”，他完全有機遇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他的“美國夢”，可望修復美國的國際形象，恢復美國在諸多國際事務領域的主導地位。但我們始終不要忘記：第一，奧巴馬不是孤立的個人，他是主張“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的美國總統，而且受國內各種勢力的牽制，他也有自己的“難處”。第二，在經濟全球化浪潮和高科技無形之手的推動下，國際力量對比將繼續發生新的變化，世界多極化將是不可阻擋的潮流。這個世界正像美國老外交家喬治肯南生前所說的，“絕不會接受任何一個單一的領導中心”，無論是“軟實力”，“硬實力”還是“巧實力”都無濟於事。因此，奧巴馬也有他的“局限性”。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