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東飛
新醫改方案中提到了，為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均等化，從2009年開始，將逐步在全國建立統一的居民健康檔案。(1月22日《新京報》)
建立健康檔案的必要性自不待言，但北京等地的健康檔案試點過程表明，人們在歡迎健康檔案的同時，最關心的是如何保護隱私的問題。
個人資訊不被洩露、不受利用，這是公民隱私權的一部分。健康檔案的建立過程，就是公民基本資訊和健康資訊的採集、儲存過程。如果在這一過程中，沒有良好的隱私保護機制作保證，那麼公民隱私被洩露、被侵犯的結果，將可能是一場災難——事實上，由於網路、手機等技術越來越發達，以及個人資訊保護立法的滯後，個人資訊被非法採集、倒賣等問題，已經到了讓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這其中，就有不法分子相互勾結侵害公民健康資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深圳每年有10萬孕產婦個人資訊洩露，這些資訊被刻錄成光碟，以每張1.2萬元的“一口價”公開銷售。全國統一的居民健康檔案的建立，將使這種讓不法者大流口水的有價值資訊達到一個驚人的數量，要避免個人資訊被洩露利用，就必須有一個未雨綢繆的保護機制。在個人資訊立法尚未取得突破之際，健康檔案資訊保護理當獨善其身，作出有益的嘗試。
對公民隱私的保護，應當從資訊採集階段就嚴格控制。既然是健康檔案，就不能隨意擴大資訊採集的範圍。“最必要、最克制”應當成為資訊採集不能超越的紅線。國家相關部門應當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確定統一的資訊採集專案，各地和具體採集部門及個人不得擴大採集範圍。
健康情況尤其是疾病資訊，是公民最核心的隱私之一。比如，在相當嚴重的乙肝歧視、艾滋歧視面前，一旦某個人被公開為上述疾病，很有可能在社會中寸步難行。因此，健康檔案應當由公民個人持有，資訊庫資料必須嚴格規定查詢的條件，使健康資訊限定在最小的知曉範圍內。對於隨意散播、出賣、收買健康資訊的人員，要預置嚴厲的懲處措施。
同時要暢通公民權利受損後的救濟管道，包括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等司法便利措施。確保公民健康資訊洩露之後，不需要公民自己去搜集證據，而由負責健康檔案保管的機構自證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