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国内思想界的热点聚焦于两位老人。

一位是85岁的药学家屠呦呦女士。她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中国大陆科研人员打开了诺贝尔科学奖的大门，并引发国内各界对医学和科研等领域的全方位反思。

屠呦呦

首先引人好奇的是，屠呦呦所代表的中国青蒿素相关研究工作完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诺奖评选委员会为何颁此“复古”之奖？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大庆对青蒿素的研发过程有深入研究，他认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励的是两类成果，“一类对人类知识作出巨大贡献，一类对人类健康作出巨大贡献”，诺贝尔奖作为回顾性、总结性的奖项，表彰“对人类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的青蒿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次，舆论中更强烈的热议，可由人民网的旧文标题来表达：《屠呦呦为什么落选院士》。“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网民普遍对“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提出疑问。而澎湃新闻在采访中发现，屠呦呦的边缘化更与维护中医的正统性有关：她的研究无法纳入中医理论体系。她所从事的，其实是中药的科学化研究，或者说植物药的科学化研究。

简单来说，这相当于将中药“去特色化”，把其中所蕴含的药理转换成全世界都能理解的语言，故而得到了西方医学界的高度评价。但是，这条本该是康庄大道的路，现在越走越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中医特殊性的过分强调，以及对中医理论体系的过分执着。

第三，不出意外的是，“中医粉”和“中医黑”的争论在屠呦呦获奖之后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诺奖委员会成员汉斯在面对记者“能不能说这是你们第一次颁奖给中医”的提问时，也特别强调，“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我们是把奖项颁给受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

张大庆也表示，青蒿素不能说与中药毫无关系，“还是受到了启发，获得了一些灵感的”，但是，它的研发其实遵循的是现代药理学和化学的方法，经历了非常严格的提纯-再试验-测定化学结构-分析毒性药效-动物试验-临床试验-提取工艺优化-生产工艺的制药流程，“这和我们传统所说的中药不一样，疗效和毒性都是非常明确的，不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是说中国人吃了能治疟疾，非洲人吃了就不能治疟疾”。

第四个围绕屠呦呦的争议，指向了如何评价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四十年前那种举全国之力地狠抓某项科研任务的时代已是一去不复返，“这种科研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属于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但是，屠呦呦本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仍然值得肯定，她也是那个时代的科研工作者的缩影。

屠呦呦在获奖后接受央视的采访时表示，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她同时指出，这次获奖说明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但也不是捡来就可以用。

而在10月8日举办的“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上，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强调，屠呦呦获诺奖不仅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也是中国女性的骄傲、全世界女性的骄傲。“我们中国社会还有对女性在文化、工作、就业等方面一些不平等，甚至歧视，应该彻底改变。我们男性应该尊重中国女性、支持女性自由选择她们愿意追求的工作、事业或智力兴趣。”

在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施一公表示一方面由衷地高兴和激动，另一方面又担心大家过度解读获奖、走极端。“中国是个大国，应该实事求是地允许多种科技评价标准存在，不能一刀切，不能从一个单一模式走到另外一个单一模式。”

他说，中国今年获得了药物开发的诺贝尔奖，就立即出现论调认为中国的基础研究不重要了，如果是这样，就叫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基础研究需要长期投入。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需要强大的基础研究，这既是培养人才的机制，也是中国可以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呼吁一下，中国要允许多种科研评价并存，要实事求是，要根据不同的领域制定不同的科研评价标准。”

“俩杜俩老俩农民”——杜润生（左）和杜导正（右）。

另一位焦点老人是杜润生。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10月9日晨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杜润生是中国经济学家，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最为人知的成果，是从1982年至1986年，主持起草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的基石。

回顾历史可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而在此之前，高层争论异常激烈。在势不两立的政治气氛下，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这一建言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应允。事后有人总结，正是农民的“闯一闯”，杜润生的“试一试”和邓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这个伟大的变革。

包产到户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农业经营方式，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乃中国政治语境里的一条敏感的神经。但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气候已经不同。经历了几十年的农村集体合作经济的试验后，农村还是很穷，农民还是很苦，连饭也吃不饱。而安徽、四川的试验则表明，包产到户至少可以让农民果腹。

“爱人民首先要爱农民”，这是杜润生的至理名言。“我们欠农民太多。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杜润生曾这样说。他到晚年依旧心系农民，认为农民的出路在于要过“市场关、民主关、自由关”。

有观点认为，当时农村改革的关键，是要说服党内的领导干部。杜润生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一群年轻学者，以他们的智慧和胆识完成了这项工作。的确，在杜润生为农村改革奔走的过程中，带出了一批有志于改革的年轻人，号称“九号院的年轻人”——“九号院”，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九号，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办公所在地——其中很多成为中国政坛、学界的知名人物，包括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FT中文网一篇名为《对杜润生先生纪念些什么？》的文章讨论，为什么这么多人如此怀念杜润生？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些鲜明的理由：首先，这是一段与中国改革紧密相关的特殊历史时期，年轻学者的思想和热情真地能够有效转化为建设性的政策。其次，杜润生主导下的中央农研室能不拘一格用人才，给有思想的年轻人以很大的历史舞台，大家敢讲真话，让他们有一种创造历史的成就感。第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体制内智库的农研室是一个没有部门利益的超部门政策协调机构，能够协调众多高层政府部门，真正拥有很大的智库空间。

可以预见，如何评价杜润生甚至他们那一代人，将是一个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