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15年10月8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3时)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白俄罗斯女记者、纪实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摘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连续三年赔率榜领跑终获奖
今年6月才刚刚新上任的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萨拉·丹尼尔斯，于当日下午13时在瑞典文学院会议厅宣布了获奖者姓名，现场宣读的授奖词这样评价阿列克谢耶维奇——“她复调式的写作堪称纪念我们时代苦难与勇气的一座丰碑。”就在本届诺奖公布之前，她一直稳稳占据博彩公司赔率榜单首位，成为最大热门。而在2013年和2014年，她也都是获奖的热门人选。
但是当昨晚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公布获奖得主时，很多人都在问，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谁？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的纪实文学究竟算不算得上是文学？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接受采访时，肯定了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的重要性，他认为，“本届诺奖授予记者/特稿写作作家并不意外”。
首先，这一届诺奖授予这位女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实际是在重申文学宽阔的本质性和古典意义上对文学的理解。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就曾获奖(1953年)。现今谈起文学，大多局限在小说、诗歌、戏剧。而在古典意义上，对于人类生活以及生活中的重大事变的叙述和观察就是文学。不论在西方历史上和中国历史上，文学都具有这一层面的意义。所以，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力地证明了文学的根本指向性和伦理的根本责任。
第二，这个结果佐证了表现人类生活“真实”的艰巨性。在当今全媒体告诉、大规模传播信息的时代，对“真实”的理解变得轻浮。但事实上，“真实”依然困难重重，需要写作者的勇气和力量才能抵达人类生活的真实境遇。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让我们意识到在表面化的通识之下，“真实”依然像冰山一样难以触及，也警示我们要克服这个时代对真实“轻浮”的理解。
最后，非虚构在中国文学中有着广阔的天地和巨大的可能性。在这个方向上，也许会有越来越多好的新闻记者取得成就。这是对中国新闻记者的一个激励和提醒——新闻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新”，特别是在全媒体时代其价值更不在于“新”，而是在于“深”。人类生活以及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事变需要写作者深刻的理解和艰苦的努力。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让我们看到了全媒体时代新闻的力量以及媒体人写作的可能性。这使我们意识到新闻不只是可供消费的信息，它同样可以抵达不朽。
拥有记者身份的女作家
除了作家身份，阿列克谢耶维奇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名记者。她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她始终认为自己的写作从未离开过苏联。在当了几年记者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写出了她的第一本书《那时我正要离开村庄》，但却因为书中过多地批评了苏联的户籍制度，而被禁止出版。
1981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完成了她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这部她耗时五年写成的作品，先是在一本文学期刊上发表，随后取得巨大成功。这本书奠定了她独特的写作风格——以纪实文学为主，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进行“口述式”写作。迄今为止她已出版的著作有《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最后一个证人》、《锌皮娃娃兵》、《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题材大多关注并记录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
因为坚持独立报道和批判风格，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独立新闻活动曾受到政府限制，甚至一度被法庭审判。2000年，她受到国际避难城市联盟的协助迁居巴黎，2011年回明斯克居住。
作为这三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前列的“陪跑常客”，这位白俄罗斯女记者的得奖，或许会引起国内读者的关注热潮，但实际上她的书早在十几年前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只是一直都反响平平。1985年，《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成为她的第一部在中国出版的图书；1999年，翻译家高莽(笔名乌兰汗)和田大畏翻译了她当时的两本最重要的纪实文学作品《锌皮娃娃兵》和《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两本书在中国合为一本，收入《新俄罗斯文学丛书》。国内曾在2012年引进《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和《锌皮娃娃兵》三本书。而她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二手时代》将于近期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而由磨铁图书策划引进的“二战”亲历者口述回忆录《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和《我还是想你，妈妈》也即将上市。
虽然华文世界的读者对她可能还不那么熟悉，但她的作品已在全世界被翻译成35种文字，而且在世界文坛屡获大奖，包括了瑞典笔会奖(1996)、德国莱比锡图书奖(1998)、法国“世界见证人”奖(1999)、美国国家书评人奖(2005)、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等。
非虚构写作是记录大时代的最好方式
非虚构写作尽管不与文学性相冲突，但达到二者的平衡并不容易，偏重于当事人口述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一点上也没有超人一等的高明，旁观式的记录在更多时候显得过于冷静。二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和切尔诺贝利事故……对于那个惊心动魄的大时代而言，非虚构写作也许是一种最好的记录方式。
“在这里，没人会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自称为切尔诺贝利人。‘我们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我是切尔诺贝利人。’就像另一个种族，就像一个新的国家。”
这是《切尔诺贝利的回忆》里的一段话，仿佛沉重的政治隐喻。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名独立记者。昨晚，当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结果后，有人在朋友圈里说了一句“这是非虚构写作的胜利”。
如果面对的是纷杂政治，那么非虚构写作并非一种讨好的写作方式。记录二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和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她，自然不见容于白俄罗斯政府。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尽管不与文学性相冲突，但达到二者的平衡并不容易，偏重于当事人口述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一点上也没有超人一等的高明，旁观式的记录在更多时候显得过于冷静。
但对于那个惊心动魄的大时代而言，非虚构写作也许是一种最好的记录方式。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著作中，我所读过的两本都直指大时代的暗面，一是《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一是记录阿富汗战争的《锌皮娃娃兵》。
相对出名的前者记录了历史上最惨痛的核悲剧。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发生爆炸，区域内的白俄罗斯人遭遇了灾难。许多人当场死亡，大片土地被污染，幸存者被迫放弃家产撤离，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泄漏核燃料的高辐射而患上各种疾病。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书中采访了一位儿科医生，他这样说道：“我是一个儿科医师。孩子们有不同的观点。举例来说，他们不认为癌症等于死亡——他们还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他们对身上发生的事了如指掌--例如诊断结果，服用的药品，手术的名称。他们懂的比他们的母亲还多。他们过世的时候，脸上有着惊讶的表情。他们就这样带着诧异的表情离开人世。”
阿列克谢耶维奇还采访了历史学家、科学家、当时的官员、救援人员的家人、摄影师、被迫撤离的民众……除了恐惧，还有爱与坚忍。
但如果仅仅是救灾与大爱，《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还不足以被称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将切尔诺贝利视为政治隐喻，将灾难归结为人祸，才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三年心血的真正价值所在。
比如民众的知情权，便是作者探寻的一个角度。在书中，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的前总工程师说：“为什么我们在明知所有事情的情况下要继续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不跑到广场上，大声地说出事情的真相？我们把报告订成册，我们将所有解释性的注释汇编在一起。但是，我们始终保持沉默，毫无疑义且不加任何评论地执行上级下达的指令，因为我们要遵守纪律。”
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影响极为深远，一直蔓延到数年后的巨变。当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时，我们需要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记录，因为时代的阴暗永远不该被忘记。
争议
获奖或因其背后的政治背景
“多样性”已经成为如今瑞典学院的评委在选择获奖者时不成文的公认标准了，而这届的获奖者最大的亮点，不仅在于她是一名女性以及她来自前苏东国家，更在于诺奖把桂冠颁给了一位进行非虚构作品创作的作家。上一本非虚构类作品获得诺奖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1953年丘吉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此殊荣。
但是这位白俄罗斯女记者的非虚构作品是否达到了上述这样的高度？文学评论家陆建德认为这有待时间检验，“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个写非虚构作品的记者，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难道说以后写新闻的记者都有机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了吗？这种争议性太大。”他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得奖，和她是白俄罗斯作家的身份有密切关系，“通常诺奖评委目光如果转向俄语系作家，就会特别关注这个人和当时政府的关系。只要说到东欧、俄罗斯或者白俄罗斯，背后有隐隐不能言的政治背景在起作用。”
伴随着或许又将到来的新一轮诺奖文学阅读潮，陆建德希望中国读者在好好读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后，再去评判她是否是一个能匹配诺奖的作家，而非只是被作品主题的宏大性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