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白銀重37.3克，是明清時基本的貨幣單位，也是普通家庭一個月最基本的生活支出。那么一兩白銀怎么掙，又怎么花？這是個有趣的問題。
對于白銀我們都不陌生。《水滸傳》里，魯智深、史進、李忠三人在酒店里閑聊，看到賣唱的金家父女。魯智深可憐他們，自己“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后，又對史、李二人說：“借些與俺。”史進二話不說，“去包裹里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李忠則摳摳索索地從“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
“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個不爽利的人。’”
小小一幕，便把明朝不同階層的經濟狀況展現得一清二楚（《水滸傳》的故事發生在北宋，但社會風貌反映的是作者生活的晚明）。表面上看，史進豪爽，李忠小氣，高下立判。但史進家是大財主，出逃時帶了全部家當，十兩銀子不算什么；魯智深是中級軍官，五兩銀子也算是將近一半的月薪呢；李忠呢？是一個打把勢賣藝的平頭百姓，這二兩銀子沒準兒就是他十天半月的辛苦錢，白銀不好賺啊。
白銀戰勝紙幣
白銀在晚唐初露貨幣化苗頭，到北宋成為一種通用的定價參照物，主要被用于帝王賞賜、政府開支、百姓課稅，以及對官員的賄賂。
僅就賄賂而言，很容易看到白銀的優勢。試想，你要賄賂一個官員，是推著一車銅錢好呢，還是懷揣一袋銀錠好？前者招搖過市，估計不是膽大包天的官員還真不敢收。
同樣，在還沒有產生錢莊的時代，一個北京的商人帶十萬貫錢到廣州做生意，真是無法想象的艱辛旅程。市場呼喚一種體積小、價值大，又不輕易貶值的貨幣，從宋朝起開采量就大增的白銀，自然脫穎而出。
朱元璋當皇帝后，將北宋政府的用銀方法全部繼承，但不準民間流通，大力推廣所謂“大明寶鈔”。老百姓不是傻子，他們不會相信一張紙上寫“一貫”，就真把它當一千個銅錢。
在流通中，“一貫”的紙幣，實際購買力通常不足面值的一半。明朝中葉，紙幣信用徹底破產，到了“新鈔一貫，時估不過十錢；舊鈔僅一二錢”的地步，以至“棄之市肆，過者不顧”——行人看見地上掉了張百元大鈔，都懶得彎腰去撿。
以集權著稱的帝國政府，也不得不向經濟規律低頭。正統元年（1436年），剛剛即位的明英宗，或許是出于收買人心的目的，宣布廢除祖宗之法——禁銀令。從此以后，白銀成了市場上的主幣，銅錢、紙幣降為輔幣。
一兩銀子合多少人民幣
同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一樣，作為貨幣的白銀，主要被鑄成“元寶”。古人不用錢袋，船形元寶便于纏在腰間，“腰纏萬貫”就是這么來的，真在腰上纏一萬貫銅錢，土豪也得累死。
最為常見的50兩元寶，面額太大，平時交易只用《水滸傳》中好漢買酒的“散碎銀子”。元寶上刻有產地、重量、經手官吏、工匠姓名等，通常能有五六十字。
銀錠上傳達的信息非常重要，因市場上流通的元寶都是合金，含銀量不同。如清朝北京有松江銀，上海有二七寶銀，長沙有用項銀……全國約有100多種。后為方便流通，康熙時規定了作為單位的“虛兩銀”——紋銀，純度935.347‰。還需要說明的是，所謂“一兩”在各地的重量也不同。通常而言，明清時一兩銀子重37.3克。
是不是有點復雜？在銀元進入中國前，想要花銀子，先得驗成色、再稱重量。花起來也很復雜，破整的時候，商人們還要用大剪子剪，用小秤稱過。
將白銀換算人民幣，通常是以米價為中介。不同時期，各個地區的米價差異頗大。黃冕堂《中國歷代物價問題考述》中搜集的數據顯示，一石米的價格，明朝從兩三錢到一兩，清朝從五六錢到二三兩，都很常見。
如果用嘉靖年間均值0.8兩/石、乾隆年間均值1.5兩/石的米價來分別計算明、清兩朝的銀價。則明清時期1石約合0.1立方米，1立方米大米約為800千克，現在全國米價是5元左右一公斤。按5元一公斤算下來，一兩白銀在嘉靖時相當于500元，在乾隆時相當于267元。這幾百年間白銀購買力跌了幾乎一半，這是因為隆慶開海后，南美、日本的白銀源源不斷輸入導致的。
社會中上層的高薪
在古代，官員是當之無愧的高收入階層。以清朝來說，官員的俸祿包括白銀和大米，其中一品文官白銀180兩，九品白銀33兩。雍正以后，官員有“養廉銀”這一合法津貼，通常是俸祿的幾倍，乃至幾十倍。
拿所謂的“七品知縣”來說，他們的年俸是白銀45兩加大米22.5石，約合白銀90兩。而一個知縣每年的養廉銀有600—2000兩。依照張仲禮《紳士的收入》一書所說，加上附加稅“火耗”等，一個知縣的年收入有白銀3萬多兩。但這些收入很多都要賄賂上級，真正到手也所剩無幾。
讀書人就是當不了官，一直做教書先生，工資也相當可觀。大學者到書院去做“山長”（校長），通常一年有幾百兩收入。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后，重建了南京的鐘山學院，給予山長的待遇是年薪984兩白銀，包括正式工資、伙食補貼，以及過節費。
晚清山西士紳劉大鵬的東家也很不錯，給他開了白銀100兩的豐厚報酬，還為這位老師配了一個仆人。但劉大鵬并不將之視為理想工作，自言“為糊口計耳”。其實劉大鵬比另一位同行朋友幸運多了，那位朋友一年教五六個學生，一人交“束脩”1600文，加在一起不過白銀十兩左右，每個月僅靠一兩白銀養家。
清朝徽州的生員詹元相，除塾師的工作外，主要投資土地當地主。如康熙四十四年，詹元相“支銀四兩五錢，買賢生弟樓下埞田租六秤，田皮一秤”，第二年他再將“莊基山田皮五秤”租了出去，得銀“一兩九錢五分”。詹元相有這樣的土地至少11塊。所謂“一秤田”，即能生產一秤（9—15千克不等）糧食的土地。詹元相的土地名義上能有幾十兩收入，但實際很難如數拿到，佃農時常有抗租行為，經常還得打官司收錢。
平頭百姓的辛苦錢
那么耕種詹元相土地的佃農，一年忙忙碌碌，到頭來能有多少回報呢？江南土地分散，沒有什么大地主，“自種租田三五畝”的情況很普遍。對生產所得，佃農與地主通常是對半分。少數情況下，有的佃農能獲得全部收成的80%，有的僅能拿到15%，這是由佃戶掌握生產工具的多少決定的。如果佃戶的農具、耕牛、種子都借自地主，又怎么好意思在年終時多分稻谷？
詹元相的“莊基山田皮”既收1.95兩白銀的租金，那租戶所得也大致相當。這個租戶顯然不會一年僅種這么一小塊土地。張履祥《補農書》說“上農夫一人止能治十畝”，而徽州畝產糧食328斤，一個農民年產3280斤，自己落一半，約17石，合白銀25兩。這還不算家庭中的婦女們，通過織布等副業獲得的“外快”。
種經濟作物來錢快，古人也懂。福建南靖縣的邱雙租種了一塊甘蔗地，一年租金為白銀2.4兩。收獲的甘蔗后來賣了番銀17元，大約合白銀14兩左右。這么一算，邱雙的地租不過是收成的17%。平均下來，一兩白銀恰是邱雙每月的收入。
在紳士、自耕農以外，明清兩朝還有工資日結、月結的短工，一干一年的長工。清朝19個省區中，東三省禁止內地移民，人口較少，用工成本最高，通常一年需白銀9—15兩。內地工資以經濟發達的江浙地區為最高，平均一年6—8兩，陜西、山東、湖北等大多數地區在4—6兩左右，待遇最差的是甘肅、廣西、貴州，一個長工干一年只能得到1—3兩。這就是說，清朝一個長工要賺一兩白銀，最少要一個月，最多幾乎一年。
短工雜役的薪水比長工多不少。萬歷年間，宛平縣縣令沈榜的《宛署雜記》，記錄縣政府的收支。他說，雇傭沒有技術的雜役，比如“打掃夫、短夫”，日薪是白銀0.03—0.04兩；有技術的，如“油漆匠、裝釘匠”能有0.05—0.07兩的日薪。
至于醫生，西門慶家請大夫看病，少則給白銀二錢，多則有三五兩。當醫生看來在什么時代都是高收入者。
明清時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都在一兩白銀左右，但因白銀實際購買力發生變化，清朝工人的生活水準較之明朝有所下降。
衣食住行真不貴
錢是掙了，一兩銀子能做些什么呢？
一生用度，無非衣食住行，侯會在《食貨金瓶梅》這本書里搜羅了不少實例，展示了晚明社會的生活百態。
先說衣，《金瓶梅》里的常峙節窮困潦倒時，西門慶資助了一筆銀子。常峙節給妻子買“一件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綢裙子、一件月白云綢衫兒、一件紅綾襖子、一件白綢裙兒”，為自己買“一件鵝黃綾襖子、一件丁香色綢直身”，這7件私人定制服裝，再加上“幾件布草衣服”，一共花去 “六兩五錢銀子”。
對于這次消費，常峙節老婆說：“雖沒便宜，卻值這些銀子。”這么算下來的話，一件比較好的衣服，大約也要1兩銀子，也就是今天的500元。真正昂貴的衣服，還要數李瓶兒那件貂鼠皮襖，值白銀60兩，3萬元。
“吃”，《宛署雜記》中記錄說，豬肉每斤白銀0.02兩，牛羊肉每斤0.015兩，1只活雞0.04兩，5斤重大鯉魚0.1兩，燒酒每瓶0.05兩等。當時1斤約相當于600克。在這種物價標準下，《金瓶梅》里下飯館都極便宜。侯林兒與陳敬濟在酒館里點了“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以及“三碗溫面”，總共花了“一錢三分半銀子”，也就是0.35兩白銀，一百多塊人民幣。
房子讓當代人操碎了心，在古人卻不叫個事。網上曾流傳一個段子，說賣炊餅的小販武大郎都住得起兩層小樓。其實真相是，潘金蓮把釵子賣了十幾兩銀子，“典”下了“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落，甚是干凈”。所謂“典”是武大郎從房主那里獲得使用權，房主保留產權，可在一定期限內贖回房產。雖不是買，但幾千塊就能在縣城里，幾乎無限期地住上獨立小樓房，那是相當的劃算。
那時的“商品房”，也不會讓工薪階層望而生畏。西門慶幫常峙節買的“前后四間”房，只花白銀35兩。用明朝工人每月1兩的平均工資算，節衣縮食幾年，也能全款買房了。當然了，陽谷只是山東一個小縣城，房價相對北京這樣的大都市，一定是便宜不少的。
說完了衣、食、住，再看看古人出行的花銷。轎子是老爺們出行的必備行頭，潘姥姥到西門慶家，給潘金蓮賀壽時，租了一頂轎子。潘姥姥進門找女兒要六分銀子，付轎子錢。潘金蓮聽了怒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怎不帶轎子錢兒走！”吵吵半天，最后還是孟玉樓“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來”，才把轎夫打發走。潘金蓮還不肯罷休，數落老娘：“你沒轎子錢，誰教你來？賃出劃劃的，教人家小看。”其實六分銀子不過0.06兩，30塊錢人民幣，明朝“打的”實在不貴。
古人消費多奢侈
當然，古人也有娛樂生活。明末大臣陸文衡在他的《嗇庵隨筆》里說，萬歷年間，藝人演一場才“一兩零八分”，后“漸加至三四兩、五六兩”。有一次，陸文衡請人搭臺唱戲，已經是“價至十二兩”，如果有女藝人參演，要另加“纏頭之費”。折算成人民幣，6000元就能請幾個小明星到家里開演唱會。
如果雇人唱不過癮，還能直接買到家里來，想什么時候聽就什么時候聽。潘金蓮九歲時被賣到王招宣府里，十二三歲就會“描眉畫眼”、“品竹彈絲，女工針指，知書識字”。要買這么一位才藝雙全的少女，只要30兩。現在幾萬塊一個的越南媳婦供不應求，但在大明朝，15000元就能領一個“潘金蓮”級別的美少女回家。
在古人所有消費中，買官恐怕是最貴的。《紅樓夢》里，寧國府的賈珍想給兒子賈蓉“捐個前程”，拿1000兩銀子賄賂太監戴權，買了“五品龍禁尉”。戴公公與賈家關系向來不錯，這還是友情價，那“襄陽侯的兄弟”花了1500兩才當上同樣的官。書中交代，這“龍禁尉”共有“三百員”，是個不大不小的虛職，月薪一兩的老百姓如果要買，得省吃儉用一百年。
在流通白銀的明清時期，城市中的一個普通人大約每月能賺到一兩銀子，買大約100千克大米或30千克豬肉，或者一件私人定制時裝。在一個普通城市，省吃儉用存上十年八年銀子，也能買房，過上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文/ 楊津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