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与全球经济》(Art and the Global Economy)一书中，旧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教授约翰·扎罗贝尔(John Zarobell)探讨了“艺术世界如何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以及这对艺术家、交易商、策展人、文化管理者、教育工作者和公众意味着什么”。扎罗贝尔还探索了全球艺术市场中不公开的方面，他称之为“边缘艺术市场”。在接下来的摘录中，他解释了非正规经济(几乎所有行业都有其一席之地)如何与艺术市场台面上的行为发生交叉，形成了一些人所说的“灰色市场”。

　　1973年，基思·哈特(Keith Hart)首次使用“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一词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中某些“新发明”的经济方式，以便在几乎没有“常规”就业机会的世界中生存。从那时起，这个词就被用来形容那些在全球经济中没有稳定经济基础的人，为了生计而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努力。

　　“非正规经济”常用来指未经记录，未征税，不受监管，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交易。这也被称为“灰色市场”，但与非法的“黑市”有明显的区分。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9年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一半的员工受雇于非正规部门，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升至三分之二。但是，这份统计可能忽略了经济中正规领域和非正规领域的交叉部分——因为不可能将这两个领域完全分开。

　　在评估全球艺术品市场的规模和性质时，非正规经济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部分。考虑到目前投资艺术品的高净值人士所采用的离岸金融机制，往往就连台面上的艺术品经销商们都很难确定通过艺术品而转移的资金是否“干净”。艺术家也是一个不受限制的劳动力资源的完美典范，很多艺术家在没有正式合同和纳税的情况下委托、甚至卖掉艺术品，游走在法律边缘。

　　艺术世界的非正规角落

　　当谈起艺术市场时，大多数业内人士通常会首先考虑纽约、伦敦或香港的国际拍卖行、画廊或经纪人，但固然没错，却不是艺术品市场的全貌。例如，克莱尔·麦克安德鲁(Clare McAndrew)在2019年《巴塞尔市场报告》中认为，已统计的艺术品市场规模与实际市场规模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这种差距既包括独立艺术家自主销售，或在小型艺博会上得到的收入，也有中国大芬村等生产古典大师和印象派绘画的绘画复制品的工厂的一份。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类活动对艺术品主流市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是问题仍然存在：这部分艺术经济的规模有多大?是7%还是44% ?

　　塞尚《玩纸牌的人》1890-1895年作

　　黑白经济的融合是艺术品市场日益重要的问题，却很少有评论者关注这个问题。据报道称，在2011年，塞尚《玩纸牌的人》以2.5亿美元的价格私下出售给卡塔尔王室，这笔交易是否需要缴纳销售税?如果是，向哪个国家/地区缴?这幅画是卖方直接寄给买方的，还是通过自由港交易的?经纪人得到的佣金是多少?是否有中间人从与各方的联系中获利?如果是，他们是否为此收入缴纳所得税，还是将其转移给离岸公司或信托公司?

　　没有人会在公开场合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公众永远不会知道。但关键是，全球艺术品市场受到的监管很少，因此即使在这种“合法”销售的情况下，也无法评估这些交易的非正规部分的规模。考虑到离岸金融机制的存在，有足够的方法来规避国家监管，以至于许多正规交易似乎都有一条非正规的尾巴。

　　向来对揭露隐秘很感兴趣的记者(和学者)，往往倾向于暗示这类交易之所以隐秘操作，正因为它存在违法的可能性。但是非正规经济与非法经济不同，就像没有个人或企业愿意牵涉到黑市交易，或是与来源不明的艺术品扯上关系。

　　艺术品销售者要遵守一定的规范和行为准则。然而，艺术市场的交易是在一个监管宽容和容易套利的网络中进行的。因此，货币和金融服务的非正规市场，是与艺术市场携手并进的。

　　艺术界的“礼物经济”

　　在艺术世界中，很少有比“礼物经济”更明显的非正规经济案例，在某些情况下，礼物经济更像是一种贪污经济。

　　通过赠送艺术品，不仅可以影响一些区域甚至国际拍卖市场的价格，还能达到某些艺术之外的目的。社会学家奥拉夫•韦尔修斯(Olav Velthuis)就认为：在市场环境中，礼物交换巩固了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具有工具性的经济价值，(正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声称的)提高了(而不是妨碍)效率”。在讨论艺术家、交易商和收藏家之间的关系时，韦尔修斯指出，纽约和阿姆斯特丹的当代艺术市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更有效地为自己服务，而不是成为向最高出价者开放的自由市场。

　　笔者认为，艺术品市场并不是自由的，而是一个经过改造的市场，信息和交易的分布不均匀，给内部人士带来优势。换句话说，仅仅通过相信一个新兴艺术家或支持一个客户，经销商就可以在他们所处的特定市场领域内为客户提供生意上的便利。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韦尔修斯认为社会关系是当代艺术市场的核心，而礼物经济则是这一发展的核心。在礼物经济中，交换的商业性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慷慨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

　　礼物经济在不同文化中的运作方式有所不同，包括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等，这些国家/地区都有送礼的传统。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调查称，俄罗斯在申办2018年世界杯主办权时，曾向两名有投票权的国际足联委员赠送了两幅艺术品作为礼物。据CNN报道，一幅毕加索的画作被送给了欧洲足球协会的米歇尔·普拉蒂尼，但他否认了这一说法。

　　而在另一起相关案件中，国际足联的另一名投票成员米歇尔·德胡格(Michel d’hooghe)承认收受了一幅风景画，但因为嫌这幅画“丑陋”，并且没有价值，而投了反对票。

　　还有报道称，送给普拉蒂尼的毕加索作品是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的藏品，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将是艺术界不可想象的丑闻。尽管此报道目前无法证实(也许永远不会得到证实)，但它说明了礼物经济如何转变为贿赂经济。

　　《纽约时报》2009年曾刊登过有关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报道，这给整个艺术品市场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和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报道称，“(中国艺术品)市场...已成为腐败的温床，因为企业高管通过艺术品来贿赂官员们”。而这些贿赂还有一套特殊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官员会将艺术品送至拍卖会，想要行贿的商人以高价买下这件艺术品，相当于变相行贿。这种“雅贿”行为，说明了如何通过艺术品拍卖市场进行“洗钱”。

　　“炒”的价格

　　但是，送礼和贿赂经济还不算是中国艺术品灰色市场的全貌。价格操纵同样是非正规经济中十分猖獗的一块。在中国，在世的艺术家直接通过拍卖行出售其作品，完全跳过了经销商体系，并直接抬高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整体价格，这比美国和欧洲普遍得多。

　　在某种程度上，当代艺术品的经销商也会使用拍卖行来稳定所代理艺术家的价格。如果有人将某个画廊所代表的艺术家的作品进行拍卖，但却无人问津，或是会以低于经销商的心里价位成交，那么经销商通常会在心理价位附近自己出手买入该作品，为其保驾护航。

　　这种做法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广泛使用，但是中国拍卖市场的特点是“收藏家和投资者，也许是拥有特定艺术家大量作品的艺术投资基金坐庄。他们通过竞拍一件作品，来炒作该艺术家的价值体系，然后出货得利。

　　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中国艺术家进入了全球拍卖榜的前十之列。齐白石、张大千、赵无极等艺术家的名字与毕加索、沃霍尔等艺术家一同成为全球最畅销的标的，其中明显存在炒作的痕迹。鉴于过去十年来当代艺术价格的整体飙涨，像这样的非正规价格操纵似乎也成了这个市场的一部分。

　　艺术家和非正规经济

　　艺术家同样在非正规经济中生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很多情况下，艺术家可以避开税务的管制。比如，艺术家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将画卖给藏家，或是在小型艺博会上直接出售自己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不自主报税，税务部门很少会向他们收税。

　　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画廊主或策展人给一位新兴艺术家举办了一个展览，那么艺术家通常会向主办者赠送一些艺术品作为回报，而这种礼物可能不会出现在任何税单上。韦尔修斯将这些礼物描述为巩固艺术世界的社会关系的礼物。

　　这种无法衡量价值的赠与行为发生在艺术世界的方方面面，不仅艺术家，还有策展人和非营利性机构等很多市场环境有时都在提供免费工作，因为他们想要得到认可并希望登上更大的舞台。有时甚至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将自己的工作货币化。他们的行为提供了无法量化的盈余，而他们得到的回报也不是那种可以在税单上申报的东西。然而，每个人都要生存，这些“免费”的行为背后，往往会转化为更大的市场利益，并维系着艺术市场这台机器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