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目前学界公认最早的殷商甲骨文算起，汉字至今已经历了约三千五百年的风雨。生生不息的汉语言简意赅，在联合国用多种语言同时发布的文件中，最薄的那本一定是中文本——

　　汉字，「会说话」的中华文化符号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承载着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文字符号就是汉字。撇开学界关於商代之前各种出土符号的争议不谈，从目前学界公认最早的殷商甲骨文算起，汉字至今已经历了约三千五百年的风雨。这个历程和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同舟共济，在吸收融合外来文明并形成汉字文化圈的同时，也曾遭遇过外来文明的挑战与冲击，但汉字顽强的生命力与强大的包容性，使它最终成为世界古老文字中唯一没有间断并传承至今的奇迹。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汉字始终与国家命运风雨同舟。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大致不谬的规律，即国家统一时汉字的形式也相对统一(如秦汉时期);诸侯或邦国割据时汉字的形式相对多样(如战国和魏晋时期)。但无论如何，汉字的发展脉动和各种文字形式的内在关联从未中断。从殷商甲骨文发展至今，汉字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商周至春秋

　　由群众创造，为庙堂专用

　　汉字的产生，对中华先民而言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以致西汉人刘安用「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来描述传说中仓颉造字的神话。而对该句之注解始於唐人张彦远：「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可见中华先民对汉字之崇拜与景仰。

　　毫无疑问，汉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成熟的甲骨文之前，汉字一定有一个甚至多个更早的源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採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个例子」(《门外文谈》)。但我们目前所见成体系的最早文字形式——甲骨文，却基本是为商王室所专用的，西周文字的使用範围虽有所扩大，但仍局限於周王和贵族之间。当时的汉字是高不可攀的庙堂文化，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东周时期。商代用於占卜的甲骨文和西周礼器上主要用来歌功颂德的金文，都无不证明当时文字高高在上的地位。换言之，在当时是否会使用汉字，既是文化地位的象征，更是政治地位的象征，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汉字长期被庙堂所垄断。

　　汉字由庙堂向民间回归始於春秋时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自他开始汉字才由庙堂向民间传播，这是一个汉字从人民群众中来，又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回归。孔子是将汉字由庙堂向民间传播的文化伟人，他校订六经，兴办私学，有教无类，桃李满园。经过数代的流传，本来高高在上的汉字逐渐在民间普及，同时由汉字承载的中国先秦文化也传到民间。此後，自上而下的文化与自下而上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黑夫」与「惊」两兄弟的木牍家书，这是考古发现中最早的家书，此兄弟二人皆是秦国的普通士兵，其家书充分说明了当时汉字在民间的普及。

　　战国至秦汉

　　篆隶时代的文字混乱与统一

　　商朝与西周虽然实现了相对统一，但与後来统一六国的秦帝国尚不能同日而语，二者存在「王」与「帝」的本质差别。但商周时期的汉字尚处於成长发展阶段，又为庙堂所垄断，所以文字的发展轨迹仍然朝着越来越规範的方向发展。然而时至东周，进入了春秋和战国两个战乱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因长期割据而出现了「文字异形」的局面(《说文解字·叙》)，汉字发展的地域特点越来越明显，以至於六国文字之差异达到了各诸侯国间不能相互释读的程度。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在「六王毕四海一」(《阿房宫赋》)的背景下推行「同书文字」(《峄山刻石》)政策，这是汉字尚处於篆书形式时期的整合，也是汉字史上的第一次整理与统一。虽然当时有「秦书八体」(《说文解字·叙》)之说，但统一後的汉字形式是通过小篆规範。秦朝通过颁发用小篆书写的读物《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迅速实现了文字统一的大业，在「正文字」和「教小学」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但新推行的小篆并不实用，所以也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普及，而是仅仅应用於官方刻石和部分官方政令等极其狭窄的领域。加之秦朝短祚，致使後来的秦小篆应用範围越来越小。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忽略秦始皇在汉字统一方面的功绩，秦小篆首次以国家政令形式为汉字确立了一种规範，它不仅因中国第一部字典——许慎(约58年—约147年)《说文解字》之推介而成为学界研究先秦文字的通津，同时也成为书法艺术领域的一支艳丽花朵。

　　幾乎与官方以小篆统一文字同时，先於小篆就已萌芽的另一种民间新书体——隶书，在经历了由秦隶到汉隶的漫长演变之後，因高效实用的优势被应用於更加广阔的领域和场合。由篆书演变为隶书的过程叫做「隶变」，隶变是汉字发展演变史上第一次显著的形体质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隶变的结果，一是改变了此前篆书的象形性特点而逐渐符号化，二是大大提高了汉字的书写速度。秦篆汉隶，既是大一统秦汉王朝的标志性文字符号，也是秦汉两朝的标志性书法艺术形式。历史上的古今文经学之争，仅从汉字形式上讲就是篆隶之别。鉴於当时流传的经书版本各异，且多有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现象，东汉熹平年间，议郎蔡邕(133年—192年)等用隶书书写的《熹平石经》四十六碑，即中国最早的经典刻石，立於洛阳太学讲堂，对维护和推动文字的规範与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魏晋至清

　　楷书时代的文字整合与延续

　　从汉末魏晋之乱到大唐盛世，是楷书从产生到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汉字发展演变史上的又一次由乱到治的过程。此时期的汉字又完成了一次变形过程——楷变，书写更加便捷的楷书取代了隶书并得以逐渐发展成熟。自此，楷书也成为使用时间最长且至今仍未被取代的汉字形式。

　　与汉字命运相伴随的，是自东汉亡国直至隋朝统一之前，中国又经历了一次朝代更迭、战火频仍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加之其间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汉字再度遭遇了无统一管制状态下的自由发展阶段。亲历了当时战乱，并由南梁而入北齐，又由北齐仕隋的颜之推(531年—约597年)描述当时的文字纷乱情况说：「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後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餘，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於江南」(《颜氏家训·杂艺》)。这种文字纷乱的局面是新统一而与秦朝同样短祚的隋朝无力解决的，所以，汉字的整合工作一直推迟到了唐玄宗时期。

　　这项工作是由颜之推的第四世孙颜元孙着手做的，颜元孙是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伯父，他编纂了一部《干禄字书》，「是书为章表、书判而作，故曰‘干禄’」(《四库提要》卷四一)。书中将当时的汉字分作正、俗、通三体，并规定了三种字的应用场合。该书於唐大历九年(774年)经颜真卿书写勒石流传，成为当时文人用字的重要参考。可见汉字的第二次整合，起初并非官方行为而是文人的个人行为，但对当时的文字规范起了很大作用。此後又有多种字书问世，最著名的是清朝的《康熙字典》，但以上字书只是对汉字的收集与归类，所以，不但没有影响汉字的发展，而且使数量日渐增多的汉字形式得到了完整保留。宋元明清时期，汉字一直一帆风顺地发展，尽管其间有蒙(元)和满(清)两个少数民族皇帝统治的王朝，但汉文化的强大根基，决定了汉字依旧是中华民族文字符号的主导者。

　　20世纪

　　汉字遭遇两次生存挑战

　　时至20世纪，具有悠久历史的汉字却面临了两次生死存亡的大挑战。一次是20世纪初开始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另一次是20世纪末的电脑输入法。前者主要是人为原因所致，後者则是客观的信息时代科技挑战。无论是哪种原因，都险些使延续了三千多年的汉字遭遇灭顶之灾。

　　早在明清时期，为学习汉语和传教目的，西方传教士曾做过用罗马字母注音汉字的实践，这是汉字拉丁字母注音实践的源头。20世纪初，受西方语言学界世界文字「三段论」(即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须经历表形、表义和表音三个由低到高的阶段)误导，加之当时国人对汉字的性质尚缺乏正确认知与定位，致使这一理论成为当时思想激进者认为汉字落後，进而主张废除汉字、推行汉字拉丁化的理论基础。在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影响之下，当时激进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纷纷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如钱玄同「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中国今後之文字问题》1918年);蔡元培「汉字既然不能改革，尽可直接地改用拉丁字母了」(《汉字改革说》1922年);甚至一生用汉字创作的鲁迅先生也视汉字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关於新文字》1934年)。然而理论依据的错误，尤其是汉字拉丁化实践过程中遇到的诸如方言、同音字词等问题，使汉字拉丁化半途而废，而不得不被权宜的汉字简化方式所替代。可以说，自民国政府时期开始推行的汉字简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使汉字最终走向拉丁化道路所做的过渡性工作。汉字拉丁化的激进想法与实践，险些切断了延续数千年的汉字基因，今日思之，令人不寒而栗。现代语言学研究，不但认识到了世界文字「三段论」的荒谬，而且也认识到了汉字进入形声造字阶段之後，本身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表意文字了。实践证明，汉字是最适合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中西文字之间并不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也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区别，而只是发展方向不同而已。

　　同样是由於历史的原因，因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汉字简化要求与程度不同，致使今日之汉字尚有地域上的繁简差异。近年来大陆学者提出的「用简识繁」主张与实践，以及港澳台地区逐渐认识和接受简化汉字的趋势，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和而不同。

　　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人发明的电脑问世与普及，汉字又一次遭遇全新的科技挑战。汉字能否输入电脑，是其在新的信息科技时代能否与世界接轨的大事，这使得经历了数千年风雨的汉字再次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为攻克这一技术难题，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海内外华人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先後开发出多种汉字操作系统和汉字输入法。输入法虽不是汉字本身，而只是维护汉字在当代生存的外在技术保障，但汉字输入法的努力与成功，无论从思想感情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体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对汉字与中国文化的赤子之心与挚爱之情。饱历风霜的汉字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语言简意赅，在联合国用多种语言同时发布的文件中，最薄的那本一定是中文本。

　　(作者：杨加深，係山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