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昌龍

　要講改革開放以來深圳村莊的變化，最神奇的莫過於漁民村了，從苦難的打魚人到全國最早的一批萬元戶村，從「洗腳上岸」到「洗腳進城」，漁民村人身份變化巨大，而這個變化背後藏着的是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奇跡。

　從水上向岸上漂移

　漁民村位於深圳市羅湖區的西南部，地處羅湖火車站以西，深圳河以南，西臨布吉河口，北靠春風路高架橋，村子面積不大，只有0.25平方公里。這是今天的漁民村，而回到過去，漁民村在岸上恐怕只算是立錐之地。講深圳的原住民，都要講到廣府系或客家系，這是主流人群，其實還有一個小小的族群，不經意間就會被遺忘，那就是疍家人。疍家人完全生活在水上，船即是家，生計的主要來源就是打魚，屬於漁民。今天從事非遺工作的人很想恢復疍家人水上婚禮的生活場景，以喚起對往日生活的回憶。非遺工作者的想法無疑是想在疍家人以往的日子中找到浪漫，而遺憾的是，在實際生活中，從漁民村走過的歷史來看，只有「苦難」二字。即使到了今天，老一輩的漁民村人總是把自己這群人叫「水流柴」，意思是水裏流過的樹枝，在水上飄飄蕩蕩，完全是無所歸依的樣子。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幾乎無法上岸，無法過上穩定的生活。他們面對的人生不平等超乎想象，如上岸不准穿鞋，喜慶不准張燈結綵，更不得與陸上人通婚。非遺工作者說的水上婚禮，即使在舊時代恐怕也非光芒四射。還有一條是文化權利的缺失，就是不能參加科舉考試，這比現在不能參加高考還要殘酷，疍家人幾乎沒有上升通道了。當然，這一條據說後來廢止了，疍家人好歹打開了人生的一扇窗。印度盛行種姓制度，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就是賤民，也許疍家人當年就是這樣一群「賤民」。

　20世紀50年代的漁民村村民舊居。 資料圖片

　要找這群「賤民」的根，恐怕還要找到東莞企石河畔的州寮村了。當年州寮村的人打魚為生，後因颱風和魚霸，有的村民就順着東江而下，經虎門入珠江口，一路漂泊到深圳羅湖一帶，見深圳河魚群豐富，便成了深圳河上的「水流柴」了。一開始是落在深圳河上的「犁頭尖」，這塊新大陸四面環水，像個島嶼，後來再靠近陸地，用水草、竹竿搭建寮棚，這就是他們最初的居所了。新中國成立後，漁民村在深圳河邊又建起了簡易的碼頭。從犁頭尖開始，漁民村人也一步步向岸上遷移。1953年，漁民村用150萬從蔡屋圍村買了兩塊約30畝的魚塘，同時在魚塘南邊開墾了一塊約60畝的荒地，買地的契約現在都還保存着。其實到今天，漁民村人仍然感謝蔡屋圍村出手相助，不然他們可能還在愁着怎麼上岸呢。漁民村人在他們的博物館中，展覽着當年一家子蝸居的小船，想起「煮魚當糧那識米，船頭蹲唱鹹水歌」，想起「世上最苦黃連樹，世間最苦水上人」，漁民村人對改革開放帶來的新生活永遠有一種感念。

　20世紀80年代初的深圳漁民村。

　中國首個萬元戶村

　講起漁民村人最大的榮耀，恐怕在於三位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親自到漁民村視察，這在深圳所有村落和社區中都絕無僅有。1984年1月25日，鄧小平視察漁民村；2010年9月5日，胡錦濤視察漁民村；2012年12月8日，習近平視察漁民村，這恐怕是漁民村人永遠值得驕傲的往事了。而漁民村也是媒體和社會關注的焦點，不僅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參觀者，而且上央視這樣的主流媒體也是屢見不鮮。

　漁民村能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最重要的恐怕還是源於其經濟變遷和生活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個萬元戶村就是漁民村。1981年，漁民村集體收入6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全村35戶，160口人，人均2571元，每戶平均1.06萬元，在全國率先成為萬元戶村。1984年，鄧小平考察漁民村，當聽說漁民村村民月收入400多元到500元，曾經開玩笑說，這收入比我的工資還高。

　第四屆中國設計大展的中國元素——漁民村。 資料圖片

　講漁民村的變化，當然首先是經濟的發展、收入的提高。能成為萬元戶村，這也得益於開放的市場和漁民村人的經商頭腦。也許是窮則思變的道理，漁民村求新求變的首先就是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漁民村的經營大體分幾個階段。早期買了大船出海捕魚，從河到海，魚獲大大增量，當然，這還是在上世紀60年代。再後來是捕魚養魚的結合，蔡屋圍人出魚塘，漁民村人出技能，雙方開展合作。再後來，進入改革開放年代，漁民村首先集資買了推土機，自己開辦魚塘，開始大規模養魚。當時包括香港在內，市場需求量大，漁民村人賺得盆滿缽滿。然而漁民村最大的商機則來自於建築市場，當年的深圳經濟特區就是一個大工地，漁民村人或者買泥頭車跑運輸，或者從深圳河裏採沙解決建築材料所需。這其中，國貿大廈、深圳體育館等的建設都用過漁民村人供應的沙子。當時沙子市場需求強勁，漁民村人想不賺錢都難。村民不僅收入提高了，後來還住進了自建的別墅，添置了冰箱、彩電、音響等現代家電。這是當時內地家庭可能想都不敢想的。

　如今的漁民村文化廣場，幼兒園的孩子們正在訓練武術。 資料圖片

　當然，漁民村的幸福還不止經濟收入增加，村裏建起了幼兒園、文化廣場、村史館。當年連科舉考試都參加不了的疍家人，如今有了自己的大學生、碩士和博士。當年有人從漁民村逃港，而現在不少香港人在漁民村安居下來，差不多佔到了總人口的1/10。鄧小平當年說，這樣的生活，內地農村可能得要100年吧。而胡錦濤希望，漁民村人過得更富裕、更文明、更安寧。習近平視察漁民村時指出，漁民村的生活是一個巨大的跨越，他希望漁民村人靠自己勤勞的雙手過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特別要說到的村史館，漁民村人細致地梳理了村子的發展和變化，並作了生動的展示，有圖文、有場景、有視頻，系統性和直觀性非常強。村史館2014年建成開館，到了2020年又進行了整體改造與提升。展覽分為四個部分：「當家作主—深圳解放漁民上岸」「共同富裕—全國首個萬元戶村」「和諧社區—舊村改造成功典範」「先行示範—新時代新羅湖新漁村」，把漁民村的歷史全盤講清楚講生動了。

　舊改背後的新體制

　講漁民村的變化，不止是村民的收入，還有村子的建設。當年村集體經濟飛速發展，形成了豐厚的積累後，村裏在1982年就建起了33套獨立別墅，全是兩層小洋樓。以前是一家子住在1.5米寬、5米長的小船上，水邊臨時搭起的也都是水草寮棚。而如今住進了別墅，漁民村人最感謝的還是改革開放。

　但變化還不止於此，隨着房屋出租帶來的收入越來越多，村民們開始了亂搭建，原本是兩層樓，搭建下來就變成了四五層樓高，漁民村成了名副其實的「握手樓」天下。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安全問題，亂搭電線、地基超載，安全成了最頭疼的事。不僅是「握手樓」，還出現了「比薩斜塔」，樓體傾斜、牆體開裂，似有搖搖欲墜之勢。實際上，深圳的城中村在急劇膨脹的外來人口衝擊下，幾乎都避免不了亂搭建的現象，但漁民村人解決問題的決心和行動，到現在都值得學習。村裏經過研究，決定將這些亂搭建的別墅全部推倒，進行大規模的舊改。本來可以收取可觀的租金，而現在的改造則需要從銀行貸款，但這些困難都被一一克服。2004年，漁民村新村落成，盛大的慶典上擺出了188道大盆菜，有2000多名嘉賓參與分享，可謂盛況空前。

　漁民村與香港隔河相望。 資料圖片

　從「握手樓」到花園式小區，如此大規模舊改，需要的是強大、統一的意志，否則，各自為政、各為其利，舊改也將無從談起。更進一步講，新村實行的是統一出租、統一管理，更規範、更專業、更科學，同時也保證了村民的合理收益。沒有對一戶一幢這種傳統村居模式的革命，就不可能有大規模高起點的規劃與建設。對於村民來說，有統一的意志，恐怕也是得益於該村股份公司，從挨家挨戶的入股到股權的內部流轉，從「按人所有」到「按份所有」，以股權為紐帶，村股份公司實現了集中統一的利益增長與管控。村股份公司在實現農村城市化以後城中村和城市社區的管理中，功不可沒，否則，像這樣的集中改造，無論如何也無法實現。村民對漁民村股份公司充滿感情，當初公司要用「裕豐」的名字，但最終還是用回了「漁豐」兩字。雖然漁民村人的身份早已發生變化，但這份記憶揮之不去。

　當然，已經不是漁民的漁民村人說起往事，也不是沒有遺憾，至少有兩條：一是不用再打魚了，而村民單靠出租房屋就可以過上小康的日子，這總覺得有些不踏實，應該有打魚那樣的實業支撐；二是當年的深圳河，他們可以自由地漂行水上，而如今由於邊境鐵絲網的阻隔，無法再往河上走，河還在那裏，但離村民卻更遠了。

　現實生活與昔日記憶仍藕斷絲連。

　作者簡介

　尹昌龍，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現任深圳市政協文化文史委主任、深圳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專家委員。曾任深圳市閱讀聯合會創會會長，深圳市文化局特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市文體旅遊局（新聞出版局）副局長，深圳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主要著作有：《1985：延伸與轉折》《重返自身的文學》《別處的家園》《全球化的煙花》等，主編《深圳全民閱讀發展報告 2016、2017、2018、2019、2020、2021》，編著《文化深圳從閱讀開始》《以書築城以城築夢：深圳書城模式研究》等，曾獲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