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人眼中，深圳是一個缺乏歷史的「新城」。然而，《落腳之地》這本書卻試圖顛覆這一印象。文化學者胡野秋以獨特的眼光，從「地名」切入，追溯這片土地從東官郡、新安縣到經濟特區的演變，勾連起千年歷史與當下生活。他認為地名不只是地圖上的符號，它們是移民的落腳，是記憶的容器，也是深圳精神的一部分。

　近日，本報記者就《落腳之地》的寫作，對胡野秋進行了一次專訪。

　胡野秋，《落腳之地》作者，文化學者，作家，導演（受訪者供圖）

　胡野秋認為，在深圳的城市書寫中，經濟奇蹟與科技神話往往占據了最醒目的位置，而文化的源流與歷史的積澱卻容易被忽略。他的新書《落腳之地》，選擇從一個極其日常的切口——「地名」——切入，追溯深圳歷史變遷。這本書不止於地名的考古，更是對深圳人精神血脈的一次梳理。

　胡野秋坦言，之所以寫這本書，源於他對深圳這座城市「歷史空白」印象的反思。在他看來，地名是一座城市最頑強的文化記憶，是移民安身立命的坐標。深圳並不是憑空出現的「奇蹟」，在改革開放重新喚醒它以前，它的身後有着漫長的積澱。地名是一個最好的證據：它們從未中斷過，從東官郡、新安縣、寶安縣，一直到今天的深圳，它們串聯起的是一條完整的歷史鏈。

　談到《落腳之地》這一書名，胡野秋解讀說有雙重含義，既指向腳步真正落下的土地，是個人記憶的起點，同時又寓意整個城市尋找文化與精神歸屬的過程，是深圳人的集體記憶。「每個深圳人都從自己的落腳之地出發，走成了今天這片熱土。」胡野秋說。

　在梳理地名的過程中，他遇到過很多障礙，也收穫了不少驚喜。他意識到做深圳的地名考據，難度超過很多其他城市，因為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這裏長期處於邊緣，很多地名源頭模糊、文獻稀少，不像很多歷史名城，被史書反覆記載和描述。他對深圳地名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是閱讀僅有的幾部地方志以及檔案館裡零星的碎片式文檔，另一方面是用腳步走訪老居民，聽他們的口述記憶。從這個意義上說，「落腳之地」還包含探尋歷史脈絡時的腳步丈量，「落腳」之後方可「落筆」。

　在挖掘深圳地名過程中，胡野秋篩選出許多地方出乎意料的故事。比如「赤灣」，大家可能只知道它是一個碼頭，但在史料中，它見證了南宋王朝的最後覆滅，南宋的最後一個皇帝宋少帝就歸葬於此。同時，赤灣還是明代鄭和下西洋的起點之一，是中西海洋交流的驛站。今天我們站在赤灣港口旁邊的小南山，面朝伶仃洋，依然能感受到一種歷史的迴響。地名就是這樣，它會把冷冰冰的史料轉化為一種可觸摸的現實。比如「南頭」這個名字，早在宋代已是東官郡的治所，其管轄範圍遠達惠州、東莞、香港，見證了海防要塞與鹽業貿易的繁盛。再比如「蛇口」，原本因山勢蜿蜒、形似蛇口而得名，後來卻成為改革開放最初的突破口，它的必然性在哪裏？這些地名並非靜止的標籤，而是隨着歷史流轉不斷改寫意義，正如深圳這座城市本身，總在被賦予新的時代註解。

　胡野秋認為《落腳之地》既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歷史考據著作，又不是純粹的文學創作，卻要兼顧史實的準確和文體的靈動。然而，要在文學敘事和史料考證之間找到平衡，並非易事。胡野秋坦承，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讓那些散落在方志、縣誌、口述史中的碎片，既保持學術的嚴謹，又能以文學形象喚起讀者共鳴。「寫書的過程就像搭橋，要用一半學者的嚴謹，一半作家的感性，把枯燥的史料轉化為可以閱讀、可以觸摸的生命故事。」他說，只有找到歷史與文學的平衡，地名才會鮮活起來。

　《落腳之地》也試圖回應一種文化上的「失語」。外界習慣把深圳描述為「一夜之城」，但在胡野秋看來，年輕決不意味着無根。他強調，深圳的地名記載着鹽民、漁戶、客家人與外來移民的共生，也見證了他們的勞作、遷徙與融合。「這本書希望補上一塊公眾記憶的空白，讓大家知道深圳並不是孤零零地站在現代化的起點，而是延續着一條漫長的文化脈絡。」

　在胡野秋眼中，地名是城市精神的最深烙印。它們不只是地理坐標，更是意識的投射。每個遷徙到深圳的人，在說出「觀瀾」「布吉」「梅林」時，其實都在不自覺地進入這座城市的歷史敘事，尋找一種隱形的歸屬感。相比其他城市，深圳的地名更顯流動與兼容，既有「咸頭嶺」這樣的古意，也有「科技園」這樣的現代感，兩者並置，正好映照出深圳的獨特氣質。

　作為「文脈·深圳」叢書的一部分，《落腳之地》不只是一本關於地名的書，更是一份歷史文化地圖。胡野秋希望讀者在翻閱它時，既能獲得閱讀的趣味，也能在無形中與城市建立更深的精神聯結。「對深圳人、新深圳人，甚至關注大灣區文化的人來說，它提供的不只是知識，更是一種重新認識這座城市的角度。」

　在喧囂和速度之中，《落腳之地》提醒人們：在這個日新月異的城市裡，地名是最堅韌的文化坐標，而我們每個人，都是在尋找屬於自己精神的「落腳之地」。

　頂圖：《落腳之地》（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