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川妮的長篇小說《焰紅湘浦口》，像是踏入了一段被歲月塵封的時光，走進了唐代石渚窯區，結識了一群鮮活的小人物。合上書頁，內心久久無法平靜，不是被驚天動地的英雄壯舉所震撼，而是被這些平凡人物身上閃耀的道義與情感之光深深打動。在這部以唐代望城石渚窯區為背景的小說中，我驚訝地發現：這裏竟然找不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壞人」。從收留逃難窯工的樊行首，到終生守護愛情的制釉師傅鄭喜州；從勇於創新的女匠人裴牡丹，到開闢海外市場的譚良駿。每個角色都在自己的人生命題中展現着不同的善良姿態。這種全正面人物的群像塑造，在當代文學中堪稱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它有力地證明，沒有反派角色，人性光明面的多元呈現同樣能構建出動人心魄的敘事張力。

　望城：一個跨越千年的「道德磁場」。

　望城——雷鋒的家鄉，在川妮筆下呈現出驚人的精神延續性。當小說中的樊行首說出「天下的窯上人是一家人」時，當裴師傅為退婚當眾向徒弟龐嘉永道歉時，當譚良駿將海外訂單分給競爭對手時，這些唐代望城人的行為準則，與當代雷鋒精神譜系形成了奇妙共振。川妮似乎有意構建一個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道德磁場」，在這片土地上，無論時空如何變幻，人們總會不約而同地選擇相似的道德路徑。

　這種精神傳承的最初體現，是薪酬風波的處理。當黃冶村窯工提出同工同酬的訴求，窯主們的憤怒與黃冶村人的委屈形成對峙時，樊行首沒有急於評判對錯，而是以「大家算算帳」的共情，打破了僵局。他的算盤不僅計算着成本與收益，更丈量着人心的溫度。這種將心比心的智慧，讓石渚窯區的人們明白，真正的公平，不是利益的絕對均等，而是對他人處境的理解與包容。「如果戰爭發生在我們石渚，我們希望別人怎麼對待我們？」這種推己及人的思維方式，恰是中華倫理的核心，也是雷鋒精神的內在邏輯。小說通過一系列類似情節暗示，望城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是一種道德傳統的活態載體，這裏的山水似乎天然孕育着某種向善的基因。

　石渚：《白鹿原》式的鄉土史詩與溫情超越。

　將《焰紅湘浦口》與《白鹿原》並置閱讀，會產生耐人尋味的互文體驗。兩者都聚焦特定地域的群體命運。白鹿原上的白、鹿兩家，對應石渚的黃冶村移民與本地窯工，都涉及幾代人的恩怨與和解，都通過地方史折射民族精神。但川妮的敘事明顯更具溫情色彩，她沒有陳忠實筆下那種歷史車輪碾壓個體的殘酷，而是讓人物在衝突中始終保持人性的溫度。這種差異在私奔事件的處理上尤為明顯。當裴牡丹與譚良駿的私奔引發三家恩怨時，解決方案不是《白鹿原》式的世代仇殺，而是通過道歉、贈地、合作建窯實現多贏。長輩的道歉、年輕人的祝福、窯主間的土地饋贈，層層遞進的情節中沒有絲毫怨恨的滋生。譚良駿放棄自家窯口訂單，鄭行首主動讓出行首之位，這些看似違背常理的舉動，實則是石渚人心中「共榮共生」理念的生動寫照。在這裏，利益的天平始終由善意與理解來校準，每個人都是和解的受益者。龐嘉永那句「我娶裴牡丹壓力太大」的坦誠，譚家窯主主動送地的胸襟，裴師傅轉贈土地的智慧，最終將情感危機轉化為發展機遇。這種敘事方式，讓讀者看到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當我們放下偏見與固執，善意就能創造出意想不到的可能；這種「以和為貴」的解決之道，展現了中華文化中「化干戈為玉帛」的處世智慧，也讓石渚的小人物比白鹿原的豪強更顯可親可敬。

　匠心：圓形結構中的時空迴響。

　川妮在小說形式上展現了驚人的創造力。開篇的「詩歌引」，從李群玉的詩《石渚》入筆，「古岸陶為器，高林盡一焚。焰紅湘浦口，煙濁洞庭雲。迥野煤飛亂，遙空爆響聞。地形穿鑿勢，恐到祝融墳。」將故事置身於大唐真實的歷史故事和宏大背景中，且以詩和詩人開篇，埋下伏筆。小說結尾以「銅官韻」回歸當代，鄧作家侃侃而談，「我腳下的銅官鎮，我筆下的石渚窯區，就是我一輩子也寫不盡的我的約克納帕塔法縣」。時空交錯，跨越千年，變的是時代和人物，不變的是向上向善的人性光輝，這種光輝，以詩為生命托底，構成一個完美的敘事閉環。這種圓形結構不僅是形式美感，更暗喻道德傳統的生生不息，正如銅官窯的火焰跨越千年仍在照耀後人。

　小說人物的立體塑造，讓每個角色都充滿生命力。樊行首的智慧、樊美玉的堅守、譚良駿的大氣，這些特質不是天生完美，而是在生活的磨礪中逐漸顯現。他們的善良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在具體事件中的選擇與堅持。小說以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交遞使用，這種真實感，讓這些千年前的窯工形象，形同鄰家大哥，比許多虛構的英雄更加親切，更有感染力，更令人動容。

　書中的愛情故事同樣動人，也處處彰顯着人物的道義與真情。樊美玉拜逃難窯工家屬陳婆婆為師學習接生，差點引發黃冶村窯工與石渚窯區的械鬥。但窯上人講理，深知生命大於面子和承諾，最終化解危機。樊美玉成為石渚窯區唯一沒結婚就當上接生婆的樊婆婆，終生未嫁的她，卻被樊家窯的制釉師傅鄭喜州深愛了一輩子。他們的愛情，沒有花前月下的浪漫誓言，卻在歲月的磨礪中愈發深沉。鄭喜州默默守護，樊婆婆雖未回應這份愛情，卻也在心中珍視這份情誼。龔牡丹和譚良駿的愛情更是盪氣迴腸。龔桂花對鄭喜州的愛又悲情地演繹了「君生我未生」的故事。在那個傳統的時代，他們的堅守和深情，是對真愛的執着追求，也是道義與情感的完美詮釋。

　啟示：好人美學的當代價值。

　在解構主義盛行的文學語境中，《焰紅湘浦口》的「好人敘事」具有特殊的啟示價值。川妮證明，書寫人性的光明面不等於簡化現實，她筆下的角色都有血有肉。樊行首會為商業利益精打細算，裴牡丹曾為愛情不顧後果，龐嘉永在被退婚時也痛苦不堪。正是這些「不完美」讓他們的善良選擇更具說服力，也打破了「高尚必須完美」的敘事窠臼。

　小說最動人的力量，在於它呈現了善良作為一種實踐智慧的過程。當黃冶村窯工從「被收留者」成長為「權利主張者」，當石渚窯主從「施恩者」轉變為「平等夥伴」，我們看到道德關係如何在動態中達到更高層次的平衡。這種複雜性的善良，比單向度的「好人好事」更具現代啟示。

　《焰紅湘浦口》的故事，是對人性美好的禮讚，更是對文明傳承的深情書寫。在這個沒有反派的世界裏，我們看到的不是理想主義的烏托邦，而是平凡人用善意與智慧構建的美好家園。千年前石渚窯工的互助精神，與今日雷鋒精神的光芒，共同照亮了中華民族的精神長河。正如窯火淬鍊出精美的瓷器，歲月也將這些溫暖的故事，打磨成照亮未來的精神火炬。那些閃耀着人性光輝的故事，將永遠激勵我們相信，善良與理解，永遠是治癒一切的良方。

　合上書本，銅官窯的火焰仍在心中燃燒，煙火仍在眼前跳動。從唐代石渚窯工到當代雷鋒，從「天下窯人是一家」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川妮用她溫婉而深邃的筆觸，完成了一次跨越千年的精神考古。這部小說提醒我們，中華文明最珍貴的傳承，或許正是這種在不同時空中不斷重現的向善選擇能力。當人們在價值迷宮中徘徊時，《焰紅湘浦口》猶如一盞溫暖的心燈，照亮我們回歸最本真的人性光輝之路。（姚建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