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最近，牛津大學全球經濟治理教授兼布拉瓦尼克政府學院院長尼亞爾·伍茲(Ngaire Woods)和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分別稱，可以建立沒有美國霸權的國際體系。

　可通過多邊合作維護共同利益

　尼亞爾·伍茲2025年4月22日在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網提前發表將刊於該雙月刊2025年5月/6月號的文章《沒有美國的秩序》(Order Without America)稱，正如政治學家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在1980年代指出的那樣，霸權穩定理論只關注「供給側」：一個大國願意提供合作條件。但需求側也很重要。許多國家，包括絕大多數缺乏主導力量的國家，都支持各種形式的多邊合作以確保自身利益。這種需求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在一個充滿競爭、不確定性和衝突的世界裏，大多數國家都認識到，臨時的逐筆交易外交不太可能成功。這樣的交易將傾向於有利於強國，從而導致特朗普已經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等較弱國家使用的那種脅迫行為。因此，即使沒有霸權，各國也可能尋求集體機構來集中力量，建立抵禦不穩定的堡壘，並在實現少量合作時獲得共同利益。這一見解為沒有美國的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基於上述基本觀點，伍茲稱，隨着美國霸權終結，舊秩序很可能正在消失。在沒有美國領導的情況下，國際合作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繼續有效，甚至可以成為華盛頓單邊行動的制約力量。但是，做到這一點，必須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核心成員，包括歐洲國家、日本以及亞洲和其他地方的其他夥伴，先發制人地聯合起來，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

　5月17日，在2025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開幕式上，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以視頻方式發表主旨演講，並回答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未來貿易體系會發生什麼變化？」

　斯賓塞答——特朗普政府的立場十分清晰，先後退出了世衛組織，基本脫離了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標誌着整體性方向轉變。基於此，未來可能會出現三種情形。第一種情形：各國各自為政，重蹈《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覆轍。這種極端保護主義路徑會帶來嚴重經濟災難，但由於各方深知其破壞性，實際上發生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種情形：中美各自組建影響力體系。但這種「二元對立」模式也較難成立。因為，新興經濟體普遍不願選邊站，它們既希望維持與中國在經濟、科技與貿易領域的密切合作，也希望繼續與歐美在安全與商業方面保持深度聯繫。所以，這一格局不具備持續的現實基礎。

　新興經濟體份額顯著提升

　斯賓塞認為第三種情形可能性最大——歐洲、中國以及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共同支持一個相對合理而且可行的多邊國際體系。關鍵在於，如何讓美國重回這一進程，並在某個節點調整政策重返多邊國際架構。斯賓塞預言，即使美國長期缺席，但憑藉歐洲、中國和其他大國的體量、實力與共同利益，沒有美國的國際多邊合作框架仍將具備自我維繫的基礎。

　斯賓塞尤其看重新興經濟體，稱：二三十年前，全球舞台上的主導力量是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尚處起步階段。而今，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已顯著提升。儘管未來實踐過程複雜多變，甚至會出現短期混亂，但是，經歷疫情衝擊、大規模供應鏈調整和地緣政治緊張後，世界經濟已進入快速結構性轉型期。各國都在以不同方式應對這一挑戰，也因此承擔起新的任務與責任。

　斯賓塞特別指出，任何試圖在既有國際體系之外，複製一個更為複雜而且同質的新國際架構，最終都難以奏效。因此，他不認為會出現「意外驚喜」式的平行國際體系。

　以上兩種主張在缺乏美國上是一致的，但實施方式有顯著差異。伍茲的設計不包括中國這一最大新興經濟體，主張由不包括美國的西方國家主導。斯賓塞的方案包括中國，但因此，他強烈否定中美分別主導兩個平行的國際體系。

　兩位學者皆在臆想。美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角之一。特朗普逆全球化，不是自絕於國際體系，而是企圖按其理念重塑國際體系。但他們都看清美國在衰落。

　頂圖圖說：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一架飛機從美國國旗上空飛過。（新華社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