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安生

　當前，中美兩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較量已從單純的經濟與軍事硬實力競爭，延伸至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的深層次博弈。中美競爭的本質已不再是簡單的「誰更強」，而是「誰能贏得更多國家與人民的支持」。在這種背景下，中美正圍繞「人心向背」展開全球爭奪戰。中國通過多邊合作、發展共贏和不干涉內政贏得廣泛支持，而美國則因經濟脅迫、單邊主義、霸權行徑和利益優先導致盟友離心。

　美國經濟脅迫主義以單邊霸權為核心，本質是通過關稅政治化、技術封鎖、長臂管轄等「制度性強制」重構國際經濟秩序。例如，將半導體出口管制包裝為「國家安全」議題，對伊朗、俄羅斯實施SWIFT金融制裁，甚至脅迫盟友構建對華「技術斷鏈」聯盟。其底層邏輯是零和博弈，試圖通過壓制他國發展空間維持優勢，卻導致2025年對華關稅峰值達245%，反致美國GDP萎縮0.7%，暴露「損人不利己」的矛盾。

　合作共贏倡議基於共生型國際關係

　中國的合作共贏倡議則基於共生型國際關係，以「一帶一路」為典型實踐。中老鐵路將老撾物流時間縮短40%，中亞綠色礦產開發實現產能互補，魯班工坊培養超萬名技術人才，形成「需求-供給」良性循環。2024年中國與中亞貿易額達948億美元，印證了這一模式的可持續性——不搞排他性聯盟，而是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技術共享實現共同發展。

　美國的經濟脅迫主義與中國的合作共贏倡議實際上就是強權機制與開放體系的對比。美國的脅迫策略依賴三重強制邏輯：一是經濟威懾，譬如，加徵關稅、切斷供應鏈，卻導致本國企業因供應鏈斷裂損失超2000億美元，美國國內爆發1300餘場抗議；二是規則霸權，譬如，濫用SWIFT制裁伊朗，致其石油出口損失50%，卻引發全球南方國家對美元體系的不信任；三是輿論操控，譬如，將經貿問題意識形態化，污名化他國發展模式，反而促使67%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制度性反制陣營」。相形之下，中國構建的多層次開放體系則深受世界各國歡迎和支持，中國構建的開放體系主要實施路徑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制度型開放，譬如，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對最不發達國家實施100%零關稅；二是區域協同，譬如，RCEP推動90%貨物貿易零關稅，形成「抗壓性經濟圈」；三是技術突圍：半導體國產化率突破30%，華為5G市場份額反超美國企業12個百分點，破解「卡脖子」困局。

　美國所採取的經濟脅迫主義不但沒有震懾住競爭對手及其針對對象；相反在政治、外交和經貿等多方面遭遇多重反噬，主要表現在：一是盟友體系鬆動，譬如，西班牙、肯尼亞頂住壓力訪華，歐盟批評其「將經貿政治化」；二是全球南方覺醒，譬如，67%發展中國家推動WTO改革，抵制單邊制裁；三是美國國內矛盾激化：供應鏈斷裂與通脹高企，引發民眾抗議，霸權策略陷入「特里芬困境」——維持美元霸權與轉嫁危機的矛盾不可調和。相反，中國合作倡議則獲廣泛認同，良性循環和效應日益顯現：一是多邊機制擴容，譬如，中國—中亞峰會簽署12份文件，永久睦鄰友好條約法律化；二是民生改善實效，譬如，菌草技術惠及斐濟1.2萬農戶，中巴經濟走廊使當地貧困率下降15%；三是發展範式輸出：為140個國家提供工業化方案，「非依附性發展」路徑獲143國支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寫入聯合國決議。

　經濟脅迫主義導致美國霸權衰落

　美國經濟脅迫主義正在導致美國霸權的衰落，中國所提倡的合作共贏發展正在引發全球合作共贏範式的興起。從1985年《廣場協議》加速日本衰退，到2025年美國「小院高牆」策略導致自身孤立，歷史反覆證明：以霸權維持壟斷的模式終將失敗。美國試圖複製「修昔底德陷阱」，而中國以「文明型崛起」印證另一種可能——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80%，在數字貿易、綠色金融等領域主導制定11項國際標準，展現出制度韌性。當前中美博弈本質是國際秩序方向之爭：一方依賴強制手段維繫霸權，一方通過共商共建共享推動秩序革新。未來的國際秩序，注定屬於堅持合作共贏的力量——當「一帶一路」鐵軌延伸至全球，當互利合作取代零和對抗，歷史將見證不同發展範式的最終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