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日軍佔領香港後，局勢混亂，中共迅速展開「秘密大營救」行動，調動黨員與作為港九大隊前身的幾支武工隊，護送滯留香港的抗日文化人與民主人士撤離。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港商記者專訪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兼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研究員劉蜀永教授，他結合《港九大隊志（增訂版）》《勝利大營救》等記載資料，回顧了當年「秘密大營救」的始末與細節。

劉蜀永教授在香港地方志中心辦公室接受訪問。 記者 孔雀兒攝

「秘密大營救」歷時11個月

當日軍佔領香港後，中共判斷「日軍早已知悉香港有一批抗日的進步文化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必將進行大規模搜捕」，因而迅速部署秘密營救。就在行動開始之際，日軍已封鎖交通要道，設關卡、查戶口、張貼通告限令旅港文化人報到（否則格殺勿論）。這些滯港文化名人多來自廣東以北，語言不通、缺乏依靠，藏身極為困難，時刻面臨被捕風險。

整個秘密大營救歷時11個月，終結於1942年11月鄒韜奮安全抵達中共建立的蘇北抗日根據地。1942年1月底至2月初，是整個營救行動中最為緊張的階段。每隔一兩天，就有一批人從港島渡海逃到九龍，每批十來人至二三十人不等。各武工隊都在極高風險下完成了有序的護送任務。據《港九大隊志（增訂版）》記載（《港九大隊志》為香港第一本軍事志），此次歷時近一年的大行動共營救文化名人與民主人士300餘人，連同其他被營救人員總計約800人。行動全程未出現任何事故，無人傷亡。其中被護送的一員、作家茅盾讚譽此次行動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另一位當事人、文藝理論家胡風則稱之為是「奇跡般的大勝利」。

秘密大營救主要路線示意圖。 （圖源：《港九大隊志（增訂版）》）

營救路線分東西兩路

秘密大營救主要分東西兩條路線，外加海路。

東線由蔡國梁負責，水陸兼程，從九龍市區出發，最後抵達惠陽游擊根據地。期間設有護航小隊隨行，沿途經過偏僻山區，武工隊曾為排除土匪威脅而主動出擊，確保護送行動順利進行。

西線則由黃高陽負責，林沖、高平生領導的武工隊參與護送。路經多處土匪盤踞地，最終從九龍市區抵達白石龍游擊根據地。武工隊沿途清剿土匪，控制了部分山區；並在新界元朗設立秘密中轉站。鄒韜奮、茅盾等文化人均從此線撤離。

海上路線的重要中轉站是在長洲島，年紀偏大、體弱或身份暴露風險高者均從海路撤離。海上西線是從香港島經長洲，進入內地各地脫險。

「秘密大營救」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劉蜀永表示，「秘密大營救」的難點在於如何能夠在日軍統治下，將上百名文化知識分子安全地轉移，「這不僅僅依靠了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堅持不懈、勇於奮鬥，也依靠了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與指引。」 為保障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長途順利轉移，廣東地方黨組織及游擊隊在香港、寶安、惠陽、老隆等地建立了數十個地下交通站和中轉站。「秘密大營救」歷時11個月，行程2萬餘里，合共將800多人安全轉移至大後方。「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著名劇作家夏衍這樣感慨道。

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戈寶權、喬冠華……這一長串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名單，無不讓人感慨：如果沒有這次驚心動魄的大營救，中國近現代文學史、學術史、政治史、藝術史都可能會是另一番面貌。中國共產黨不惜一切代價搶救這些國之瑰寶，保護了新中國建設重要的文化骨幹力量。

「秘密大營救」這一壯舉，對於擴大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在各界人民和海外的影響、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發揮了積極作用，對於保護中華文脈、為新中國文化建設留存有生力量更是意義深遠。正如劉蜀永所指出，「秘密大營救」保護了中國的「文脈」和精英，這批文化精英後續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和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何香凝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茅盾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主席，文化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胡繩，曾任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央宣傳部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夏衍歷任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等……以他們的名義設置的獎項包括「茅盾文學獎」「夏衍電影文學劇本獎」「長江韜奮新聞獎」等。

畫家蔡迪支、許欽松創作的版畫作品《曉風殘月》，刻畫了1942年秘密大營救西線行進途中的情景（前面揹包袱者是茅盾，後面戴眼鏡者是鄒韜奮）。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日軍以武力侵佔中國東北三省，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標誌着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起點。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亦稱盧溝橋事變，標誌着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亦標誌着中國全民族抗戰的開端。

1938年10月12日：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並迅速佔領惠州、博羅、增城等地，直撲廣州。在此前後，中國共產黨在東江流域發動群眾，建立多支地方性抗日游擊隊。

1940年9月：中共黨組織決定整編部隊，新編番號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

1941年12月8日：日軍空襲香港啟德機場，英軍展開為期18天的抵抗。

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開啟為期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

1942年1月下旬：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改編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日軍進攻香港初期，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共同派出8支武工隊進入新界，這數支武工隊於同年2月統一組成「港九大隊」。

「港九大隊」名字幾經變遷

劉蜀永教授是《港九大隊志（增訂版）》主編之一。港商記者專訪時，他一上來就強調了當年部隊名字的幾次變遷：從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到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再到派進香港開展游擊戰爭的幾支武工隊統一稱為「港九大隊」。

起初，港九大隊是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轄下5個大隊之一，並沒有公開以中共的名義活動。劉教授說，宣布將番號改稱「東江縱隊」後，才公開此為中共領導的部隊。港九大隊後歸東江縱隊司令部領導，改稱「港九獨立大隊」。1944年冬，部隊整編，又恢復「港九大隊」名字，再到日本投降前後改稱為「港九獨立大隊」。

對於名稱的訂正和細節的考據，劉蜀永解釋：「做（歷史）研究，首先要確認真實性。」在對港九大隊的多年研究中，他做過不少實地考察，以便更貼近現場、還原歷史事實。例如，他曾親身前往現今西線中的元朗中轉站，那是一座由楊氏兩兄弟——楊衛南與楊竹南建造的宅院，名為「適廬」。楊竹南在日佔時期將此借予游擊隊，用作中轉站。至今，牆壁雖用了紅毛泥填平，但依然能清晰看到彈痕斑駁。現在仍有部分楊氏後人居住在內。

在日佔時期，楊衛南、楊竹南兄弟建造的「適廬」曾借給游擊隊用作中轉站。劉蜀永教授供圖

在回顧上述大營救歷史時，劉蜀永語調堅定。他說，國家和民族的傳承，靠的是一種愛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精神。「有一批人願意為她付出，這個國家才能傳承下去！」（香港商報記者 孔雀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