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同在香山縣管轄之內，一直是文化一脈，社會同構。自1553年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後，香山地區便「一直處於中西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衝突與交流的風浪尖，一舉一動皆關乎國政，事無巨細往往直達朝廷。」曾經一直默默無聞的香山，因葡萄牙人的到來迅速成為中外關注的地方。

　從地圖上看，中山與澳門不過一水之隔。但在歷史上，兩地更像是「一家親，同屬香山縣，同根同源。圖源：中山發布

　葡萄牙人租住澳門後，便利用澳門這個當時的優良港口，大力開展東西方的國際貿易，至明末的數十年間，澳門從小漁村迅速發展成為廣州對外貿易的外港，以及東西方國家進行國際貿易的中轉站。1629年，荷蘭駐台灣第三任長官訥茨在給國王的報告中就指出：「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同中國貿易已有一百一十三年的歷史了。他們每年兩次到廣州去買貨。他們的確從這種通商中獲得比馬尼拉的商人或我們更多的利潤；因為他們在中國住了很久，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和經驗，這使他們所得到的貨品，質量比別人好，品種比別人多；他們也有機會按照他們的特殊需要訂製貨品，規定出絲綢的寬度、長度、花樣、重量，以適合日本、東印度和葡萄牙市場的需要。」當葡萄牙人同中國的貿易打開局面之後，就以澳門為中心，大力開展澳門與印度果阿直到里斯本、澳門與日本長崎、澳門與馬尼拉直至墨西哥和澳門與望加錫至帝汶的國際貿易。從澳門運往世界各地的貨物包拾生絲、瓷器、鐵鍋、鐵、銅、錫、糖、火藥、白紙等數十種，從海外運回澳門再轉中國內地的有白銀、胡椒、蘇木、象牙、檀香、丁香、鑽石、時鐘、玻璃製品、毛織品等。

　澳門的中外貿易樞紐地位的確立，也在客觀上刺激和拉動了香山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商品化生產和日常消費。在香山、江門、南海、番禺、順德、東莞等與香山、澳門接近的地區，農業生產結構不斷向商業化方向演變，出現了許多專門從事商品生產的桑戶、蠶戶、花戶、魚戶、果樹戶、甘蔗戶等專業戶，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種桑、養蠶、種花、養魚等專業性的生產基地。

　中山岐澳古道。圖源：中山發布

　商業性農業生產的發展，直接為手工業生產提供了充足的糧食我原料，使珠江三角洲手工業生產水平得到快速提高，甚至出現了以商品生產為目的的手工業部門。香山縣的澳門半島，因水陸交通便利，從澳門出發可到世界各地和中國沿海城市，還可以從濠江而上，通過內河航道直達珠江三角洲各縣市，因此澳門不僅成為中外商船必經之區，還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各種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明人周玄就感嘆道：「廣屬香山（澳），為海舶出入噤喉，每一舶至。常持萬金。並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不者。先報本縣，申述藩司，令（市）船提舉同縣官盤驗，各有長例。」故有詩曰：「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

　澳門在中外貿易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與香山社會不斷地向澳門輸出人力資源、物質資料等有着極其重要的關係。澳門半島本來地狹人稀，農業、漁業和手工業等生產並不發達。居民的糧食、副食品和手工業品，均仰給於內地尤其是香山地區。所謂「澳無田地，米糧皆系由香山縣石岐等處接濟……若米船數日不到，立形困窘。」而且「其地不產鹽米蔬菜，俱內地運出。」因澳門居民生活所需和香山商民貨物售買之急，兩地貨物和人口流動十分頻繁，明清政府為便於管理和調控，在蓮花莖處設立關閘，定期開放和檢查。開閘時，對來關前貿易和購買糧食或副食品的葡萄牙人進行檢查，不許夾帶違禁物品。不過，習慣以澳門為家的葡萄牙人，也比較善於利用明清政府的優待政策，在澳門過着安分守已的生活。當時，租住澳門的葡萄牙人也自我表白地說：「我們習慣於在這塊土地生活、結婚，我們有孩子和財產；如果西班牙人來到這裏，他們是不會安分守己的，說不定要去騷擾本土。他們的教士來後會讓這裏的人改變信仰。因此，我們一直保持警惕。」這固然有排擠西班牙人進入澳門的意圖，但也反映了當時澳門對於西方人尤其是葡萄牙人的重要性。

   澳門。圖源：中山發布

　至於香山商民往來澳門，政府管制似乎還沒有那麼嚴厲，以至許多香山人前來澳門經商或做工。明清時期，即使在海禁期間，香山與澳門之的貨物流動，影響較小，變化不大。因當時澳門人口增多，無可耕田地，生活必需品均靠外地輸入。粵海關建置的第二年規定，「今開海之後，現在到粵洋船及內地商民貨物，俱由海運直抵澳門，不復仍由旱路貿易。」但實際上，海路和旱路貿易仍然存在。因為陸路運輸相對海運、成本較低、風險減少。「澳門夷人與內地商人，各將貨物俱由旱路挑至關前界口，互相貿易，」同樣「外來船隻到粵洋貨，及商民貨船到香山縣，俱由旱路至界口貿易」。吳漁山在《澳中雜詠》中就吟詠道：「小西船到客先聞，就買胡椒鬧夕曛。十日縱橫擁沙路，擔夫黑白一群群。」兩廣總督吳興祚也在他的詩作中記述了其在香山翠微村外遇到從澳門販貨歸來的沽客的情形：「嶺外雲深抹翠微，翠微村外落花飛。負販紛紛多沽客，辛苦言從澳門歸。」可見，明清時期，特別是有清一代，香山地區不僅內部墟市異常活躍，而且中外貿易也格外繁榮。

　其實，澳門開埠後，香山通過澳門，與東西方名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一直十分緊密。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方面的成果源源不斷地從澳門進入香山，再由香山向周邊地區擴散。季羨林先生就指出：「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說，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整個清代將近三百年時間，這種傳入時斷時續，時強時弱，但一真沒有斷過。」的確，隨商船而來的不僅只有商品，還有傳教士、旅客等。尤其是傳教士，為了達到在中國傳教的目的，十分注意學習中國語言文化，研究和翻譯中國經典，向歐洲國家介紹和宣揚，也向中國人宣揚他們的科技和文化。數學、天文學和歷學、地理學和地圖學、西醫學和西藥學、物理學與工程物理學、建築學與建築術、語言學和音韻學、哲學和倫理學、美術與音樂等等，經過他們傳入澳門，再傳入香山和中國內地，不僅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也改變了香山社會的風氣。

　尤其是晚清民國時期，香山人因長期與西方人接觸，比較早地熟悉「夷語」，了解「夷情」，精通「夷務」，有不少香山人充當外國商船通事、買辦、引水等職務。五口通商後，又成為通商口岸洋行里的買辦。早期在澳門外國人創辦的學校學習的容閎、黃勝、黃寬、唐廷植、唐廷樞、唐廷庚等香山子弟，有的如容閎成為「中國近代留學生之父後」，有的如唐廷樞成為中國近代工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甚至是中國現代企業家之鼻祖、工業化之先驅，有的如黃寬成為中國最早就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的西醫，有的如黃勝後來成為香港著名的出版家和報人。著名買辦商人、實業家徐潤的伯父徐鈺亭就是從澳門洋行走向上海洋行的買辦商人。世居澳門的鄭觀應，不僅對澳門民情風物情有所寄，而且還在澳門完成了影響朝野的《盛世危言》。蕭友梅在澳門求學期間，竟意外地與西洋音樂結緣，並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為中國現代音樂教育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孫中山的父親早年在澳門做工，孫中山自已也曾在澳門行醫，更重要的是他是從澳門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可以說，因為有了香山和澳門，才有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盛況，也因為香山有了澳門，香山人才有了開眼看世界的窗口和走向世界的通途，香山文化才有了海納百川、開放包容和開拓創新的精神氣質。

　昨天的現實，就是今天的歷史，今天的現實，則是明天的未來。雖然今天的中山和澳門各有自己的城市風格和社會構成，但歷史同源，文化同根，大家始終是香山文化的創造者和傳承人。

　胡波： 廣東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廣東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大學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高級訪問學者、教授，中山市社科聯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