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謝湧海

近日，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達到40.05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2017年特朗普首任總統時，美國債務為19.95萬億美元，短短十年間，美債規模翻倍，年均新增債務超2萬億美元，債務增速長期達到美國經濟增速的三倍。目前美國債務與GDP比值己達123%，遠超60%的國際安全警戒線，美國人均背負債務約11.6萬美元。持續攀升的債務規模已形成不可逆的上行趨勢，不僅暴露美國深層財政危機，更通過美元體系深度衝擊全球經濟秩序。

美國債務屢創新高由多重結構性和政策性因素疊加所致，該財政漏洞短期內難以修復。

首先，美國內財政長期入不敷出，結構性赤字固化。美國財政收支長期嚴重失衡，支出端剛性壓力巨大，社保、醫保、退役軍人福利等法定剛性支出，占據聯邦財政預算開支的60%以上。伴隨人口老齡化加劇，相關民生支出逐年遞增，而聯邦收入則持續收縮。十余年來美國推行多輪大規模減稅政策，企業及富人稅負大幅降低，財政收入增長乏力。2026財年數據顯示，美國聯邦財政赤字依舊維持高位，常規財政收入完全無法覆蓋支出，只能依靠持續發債填補缺口，形成常態化赤字財政模式。

其次，美國挑起的貿易戰擾動全球產業鏈，壓縮經濟盈利空間。近年來，美國頻繁發起貿易制裁、反復調整關稅政策，打破了數十年形成的全球穩定產業鏈供應鏈。關稅壁壘不僅推高美國國內進口商品價格，加劇本土通脹，抑制消費活力，還導致跨國企業投資意願下滑、產業鏈外移，直接造成美國關稅稅收萎縮、企業財稅貢獻下降。產業鏈的持續動蕩，讓美國經濟增長動能減弱、稅基縮水，進一步加劇了財政收支的失衡困境。

第三，美國地緣擴張成本高昂，軍事開支持續透支財政。長期以來，美國奉行“世界警察”戰略，在全球部署數百個軍事基地，常年介入俄烏衝突、中東地緣博弈等各類地區爭端。巨額海外駐軍費用、軍事援助、武器採購費用常年居高不下，美國年度國防預算常年維持在8000億美元以上，龐大的地緣政治支出成為財政沉重負擔，是債務擴張的重要推手。

第四，高利率催生債務螺旋，利息負擔壓垮財政。為抑制通脹，美國此前曾開啟持續加息周期，聯邦基準利率大幅走高，直接導致國債付息成本暴漲。近兩年，美國想減息，但通脹數據不配合減息政策落地。數據顯示，2026財年美國國債年度利息支出已達1.17萬億美元，單日利息支出超30億美元，國債利息支出規模已超越美國全年國防預算。高額利息無法通過財政收入覆蓋，只能依靠新增債務償還舊債利息，形成“借新還舊”的惡性債務螺旋，讓債務規模陷入越滾越大的死循環。

依托美元全球主導地位，美國的債務危機並未局限於本土，而是通過金融體系全面外溢，給全球經濟带來多重系統性風險。

其一，依托霸權向全球收取美元鑄币稅，轉嫁財政壓力。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和結算貨幣，讓美國擁有天然的金融特權。美國通過無限發債、釋放美元流動性，將自身財政赤字和通脹壓力分攤至全球各國。全球持有美元外匯儲備、美債資產的經濟體和個人，都會被動承擔美元稀釋、資產縮水的損失，相當於全球為美國的財政透支買單。

其二，美元購買力持續下行，全球資產價值縮水。40萬億美元巨額債務疊加超發的美元貨幣，長期稀釋美元信用與購買力。近十年美元綜合購買力持續下滑，各國持有的萬億級美元外匯儲備、海外美元資產持續貶值，各國國民財富被動縮水，全球財富分配失衡問題進一步加劇。

其三，擾亂全球金融市場，加劇市場動蕩。美債是全球金融市場的定價錨，海量美債發行推高美債收益率，直接抬升全球各國政府、企業的融資成本。同時，美債供需失衡、債務違約預期波動，會快速傳導至全球股市、匯市、債市，導致國際資本頻繁跨境流動，新興市場極易出現資本外流、匯率暴跌、金融波動加劇等問題。

其四，大宗商品價格劇烈震蕩。國際原油、有色金屬、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計價，美元利率波動和匯率強弱變化直接主導商品價格走勢。美債高企带來的美元流動性不穩定，徹底打破大宗商品價格的穩定預期，價格暴漲暴跌成為常態，嚴重影響全球貿易和實體產業的穩定經營。

其五，加劇全球經貿不確定性，拖累世界經濟復蘇。在高債務壓力下，美國為挽救本土經濟、緩解財政壓力，更傾向于推行貿易保護、單邊制裁、產業排他政策。全球貿易規則頻繁變動、產業鏈持續重構，大幅增加跨國投資、跨境貿易的成本，全球經濟復蘇進程受阻，世界經濟長期處於弱增長、高風險的狀態。

綜上所述，美國40萬億美元債務絕非單純的數字突破，而是美國經濟結構性弊病、國內深層次矛盾、地緣擴張透支、美元霸權失衡的集中體現。在現有財政與貨幣體系下，美國債務上行趨勢難以逆轉，未來其對全球金融、貿易、產業的負面外溢效應將持續放大，全球經濟體亟需加快貨幣多元化、產業鏈自主化布局，抵禦美元債務體系带來的系統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