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楊華勇

　8月的香港，暑熱未消，而一場關於城市未來的熱烈討論正在元朗展開。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上的發言，不僅回應了市民對引進跨國企業和留住高端人才的關切，更勾勒出香港經濟轉型的宏觀圖景。從大笪地賣大光燈到商場林立，從打字機到智能手機，香港經濟歷經多次華麗轉身。今天，這座城市再次站在轉型的十字路口，面對全球產業鏈重構、地緣政治複雜化和區域競爭白熱化的多重挑戰，香港能否延續東方之珠的輝煌？這不僅關乎700萬港人的福祉，更牽動國家發展的大局。

　特首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的三點施政體會，恰如一面棱鏡，折射出當代治理的複雜光譜。其中最為引人深思的，莫過於他以人體經絡為喻的政策執行觀——既要打開「大動脈」確保政策主流暢通，又要疏通「微絲血管」實現基層滲透。這一生動比喻背後，是治理現代化成為香港經濟轉型的任督二脈，對現代治理體系上下貫通本質的深刻把握，也是對香港特殊治理情境的精準診斷。

　經濟轉型沒有退路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治理面臨獨特的二元挑戰：一方面需要維持高度開放的國際市場體系，另一方面又必須解決住房、養老等深層次民生問題。特區政府主動處理「老、大、難」問題的改革姿態，正是對這種二元挑戰的積極回應。從國際評級上升這一結果看，這種兼顧宏觀發展與微觀民生的治理思路已初見成效。但評價治理成敗的終極標準，始終是市民的「獲得感」這一主觀體驗。當政策紅利能夠穿透層層行政架構，轉化為市民日常生活中可感知的改善時，治理的正當性才真正得以確立。

　北部都會區作為發展新引擎，其意義不僅在於物理空間的拓展，更在於治理理念的創新。提速提效的發展要求，本質上是對傳統官僚體系效率瓶頸的突破。

　香港的治理實踐啟示，優質治理從來不是單向度的指令傳達，而是需要構建多層次、立體化的執行網絡。從「大動脈」到「微絲血管」的隱喻，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政策生命力的源泉所在。當一套治理體系能夠同時駕馭宏觀戰略與微觀落實，既保持大方向的正確性又不失細節的敏感性時，便可謂真正打通了治理的「任督二脈」。這種貫通不僅是香港當下所需，也是所有複雜社會面臨的共同治理命題。

　回望香港經濟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自我革新的轉型史。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從轉口貿易轉向輕工業製造；七十年代抓住全球化機遇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改革開放後，香港成功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成為支柱產業。每一次轉型都伴隨着陣痛，但最終都化危為機，推動香港登上新的發展高度。歷史經驗表明，香港最寶貴的財富不是某一種固定的產業模式，而是那種敏銳把握時代脈搏、敢於自我顛覆的創新精神。

　香港經濟轉型的成功離不開與內地發展的同頻共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提供了廣闊發展空間，前海、河套等合作平台成為制度創新的試驗田。北部都會區規劃有望解決香港土地瓶頸，促進深港深度融合。在「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香港既可繼續發揮聯通世界的優勢，又能深度參與內地市場，這種「雙重屬性」是其他國際金融中心難以複製的競爭力。

　香港經濟轉型是一場沒有退路的變革。李家超所言「轉型會帶來進步，是不能逆轉，也是打贏競爭對手的唯一出路」，體現了特區政府的清醒認識。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香港憑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完全有可能開創出新的發展範式——既保持國際化的特色，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既鞏固金融中心地位，又培育多元產業生態；既吸引全球精英匯聚，又造福本地民生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