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多年前的那個清晨，唐朝宰相武元衡倒在上朝的途中。刺客的刀光劃破了盛世的幻影，都城長安頓時瀰漫起一股血腥。消息傳來，46歲的白居易正在整理東宮（時任東宮贊善大夫）的文書。他沒有猶豫——這個曾以《新樂府》針砭時弊的詩人，這個骨子裡依然燃燒着諫官熱忱的太子屬官，提筆揮墨「急請捕賊以雪國恥」，第一個將奏章呈送大明宮。

    他本想盡臣子之責，卻觸到了那根橫亙在中國千年官場上的那條紅線。「越職言事」，四個字輕如鴻毛，落下時卻如千鈞霹靂。

白居易

    「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冰冷的史筆在《舊唐書》裡記下這行字時，留下的便是一道綿延千年的官場鐵律。一般來講，歷代廟堂之上，進諫權自有其疆界。拾遺補闕可直諫，御史大夫可彈劾，而東宮屬官——你的疆界在東宮，你的話語止於太子。這似乎不僅是規則，更是血脈，亦是維繫朝堂秩序的神經。

    當他的奏章越過那道無形的界線時，他觸碰的便不僅是吏制規則，更是整個官僚機器賴以運轉的那份默契。諫官們尚在沉默，一個輔佐太子的臣子，憑什麼率先發聲？這質問背後，是千年文官制度森嚴的等級，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古訓。漢代有「百官不上封事」的默契，唐代有「非諫官不得預聞」的成例，到了明朝，朱元璋更在《大明律》中明載「非諫官而直諫者，廷杖或下獄」。白居易的奏摺，就這樣懸在了歷史織就的羅網之中。

    更深的寒意來自暗處。那些早被他《秦中吟》刺痛的眼睛，那些在《賣炭翁》中照見自己陰影的面孔，終於等到了時機。於是，一樁樁陳年舊事被翻檢出來，添油加醋，成了一把利刃，將他一劍封喉：從江表刺史再降至江州司馬，一貶再貶的路上，他或許終於看清：那場血案不過是個引子，真正將他拖出長安的，是那些權貴「相目而變色」的舊賬，更是他越過紅線時，整個體系無聲的反噬。

琵琶行

    他本該熟諳這條紅線。三年前，身任左拾遺的他，意氣風發地履職盡責，「有闕必規，有違必諫」。那時的他手握言事的權柄，那些灼熱的詩篇——《觀刈麥》裡佝僂的農人，《紅線毯》上奢靡的宮錦——字字鏗鏘，都是被制度認可的投槍。可當他離開那個位置，習慣卻留了下來。就像佩劍久了的人，空着手也會下意識去摸摸腰間。而這一次，他終於惹禍上身了…

    那年，江州的秋天來得格外早。夜晚的潯陽江頭，秋風瑟瑟的楓葉荻花映入送客的白司馬眼帘，一曲悅耳的琵琶聲透過月光從船艙里流出，撥動了他血脈中那根最敏感的神經。於是，他提筆潑墨，將那首名垂千古的《琵琶行》一氣呵成。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十四個字，道盡了千年貶謫路上所有越界者的共鳴。那個夜晚彈響的，不僅是一支琵琶的清音，更是一代文人共同命運的心底顫音。當蘇東坡在黃州耕種「東坡」時，他致敬的不只是白居易種花的閒情，更是那條紅線兩端，所有不甘沉默的靈魂。

    從長安到江州，這條路，白居易走得黯然，卻走成了後世無數失意文人的精神故道，更成就了他百代不衰的「詩魔」雅號。諫言會沉寂，越界的代價會被遺忘，但詩魂卻穿越時光，在每一個需要慰藉的夜晚，輕輕撥響那根名為「直言」的弦——儘管它永遠敏感，永遠危險，卻也永遠有人在彈撥。

    紅線劃定話語的疆界，而白居易的詩歌，在疆界之外卻開闢了另一片無垠的天地。從此，這位如狂魔般的詩人，以位居第一的三千首詩篇，開始裝點那璀璨輝煌的唐詩星河，恨不得使詩仙詩聖們成為大唐門戶的裝飾點綴。（王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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