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遼闊的版圖上，恐怕沒有哪一片土地，像燕趙這樣被一句話定義了千年。

    「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唐人韓愈寫下這句判詞時，距離荊軻刺秦已過去千年有餘，而他身後再越上千年，這話依然根深蒂固地融入中國人的文化記憶里。

    一個地域被如此精確地概括，既是榮光，也近乎宿命。

    燕趙大地，東臨渤海，西接太行，北依燕山，南望黃河。這片山河形勝之地，從地理上就註定了她的性格基因：這裏，歷史上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激烈碰撞的前沿，是中原王朝抵禦北方鐵騎的第一道屏障。反覆的衝突與融合，將剽悍與堅韌刻入了這片土地的魂靈。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此早有定論，說這裏的人民「矜持、慷慨、好氣、任俠」，距胡人近，師旅屢興，久而久之便養成了悲歌慷慨的風氣。

    慷慨悲歌。

    這四個字，既是精神氣質，也是美學品格。

    燕趙的文學藝術，從高適邊塞詩的雄渾蒼勁，到關漢卿(一說為河北安國人）雜劇的直面人生疾苦，再到河北梆子的高亢激越，無不貫穿着這一精神底色。不矯飾、不萎靡、不空談，下筆就是人間的苦樂、世道的興亡。

    我以為，所謂「慷慨」，是一種生命姿態，是擔當時的義無反顧；所謂「悲歌」，是一種對命運的清醒認知，是明知前路艱危，依然昂首而行的蒼涼與壯美。

    太行山橫亙千里，沉默如鐵。這片土地從未學會溫軟，卻也因此從未彎過脊梁。

    生於斯，長於斯，耕讀於斯。骨血所致，耕夫亦難改初衷。（王樹成）

    頂圖：「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