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4日，長春。微雨初霽，涼風送爽。一場小雨洗去夏日的燥熱，為這座老工業城市的改革攻堅平添幾分冷靜與沉着。

　長春市開發區改革發展暨中國光電城項目建設推進大會，在長春經開區光電產業核心區召開。會前，省委常委、市委書記張恩惠帶隊，與會人員實地踏察光電產業園四期、五期項目現場及奧普光電 —— 機器轟鳴，塔吊林立，吊臂在秋日長空中劃出弧線。現場調研結束，轉入會場。省委常委、市委書記張恩惠講話，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王志厚、市政協主席高志國出席，市長顧剛主持。一場把會場搬到建設一線的推進會，本身就是一次關於 「效率與邊界」 的現場勘界。

　長春市各類開發區合計以不足全市3% 的土地面積，貢獻全市近60%的地區生產總值、近90%的規上工業總產值、超90%的進出口總額—— 這是「主引擎」的硬核賬本。但硬幣的另一面是：長期代管教育、醫療等社會事務，「准政府」的龐大體量正在稀釋主責主業的效率。177個光電項目、總投資超千億元正加速落位，「十五五」末1600億元的目標已錨定。開發區改革走到一個必須回答的根本命題面前：政府與市場之間，那條看不見的邊界究竟劃在哪裏？

　9月4日的大會用三字定調：「進」，是推動開發區回歸經濟發展主引擎；「轉」，是以久久為功的定力主動轉型；「改」，是以制度性改革推動功能性重塑。這不僅是行政指令，更是對制度成本的精確計算。

　一、長春：「搭台」的政府

　長春開出的方子是「搭台」。政府不親自下場，而是重構制度環境，降低交易成本，讓市場的歸市場。南關、淨月加快「區政合一」步伐，讓開發區從社會事務中抽身，重心回到招商引資、項目建設、企業服務；人事薪酬打破鐵飯碗，以實績論英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揭示：任何制度變革都會產生交易成本，關鍵在於誰來承擔。長春的回答是 —— 政府承擔制度設計成本，換取企業交易成本的最大化降低。

　長春最大的底牌不是資本，而是長春光機所七十餘年的光學積澱。新中國第一爐光學玻璃、第一台電子顯微鏡、第一台高精度經緯儀皆誕生於此；「吉林一號」 在軌161顆，組成全球最大亞米級商業遙感星座。9月4日大會上發布的「追光18條」，從科技創新到基金賦能系統鋪排 —— 科技攻關類按總投資25%補助，示範產線類按15% 補助；同步構建 「種子 — 天使 — 成長 — 重大產業 — 併購」 五級基金體系，新設20億元光電產業投資基金。

　長春的政府，是制度供給者。

　二、合肥：「入場」 的政府

　同一道考題，合肥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合肥的路徑是「入場」—— 政府以國有資本為槓桿，深度嵌入產業的價值創造和風險分擔周期。從京東方到蔚來，再到長鑫存儲，合肥國資的出手邏輯始終如一：在企業最缺錢的時候，以股權方式進場，做「耐心資本」和「戰略合夥人」。

　合肥產投管理基金總規模超千億元，累計投資企業近千家，在核聚變領域設立了15年存續期的專項基金 ——15年，就是制度化的 「時間換空間」。政府有義務托底——輿情、司法、採購、融資，全方位介入；企業則以核心產能、總部、研發中心留在本地作為 「對價」。這是一種深度的雙向綁定，本質是將行政權力轉化為資本權利。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洛夫曾指出：信息不對稱市場中，資本會規避高風險，導致長期創新項目融資困難。合肥的解題思路是 —— 政府親自扮演那個「承擔風險的人」。

　「投資 — 落地 — 培育 — 退出 — 再投資」—— 合肥產投跑通了這套全周期管理。有了這個閉環，產業政策就不再是單向輸血，而是一種有「造血」能力的資本循環。合肥的政府，是親自下場的風險合夥人。

　三、不同的稟賦  不同的邊界

　兩種路徑的分野，不在頭腦，而在資源稟賦的約束條件。

　合肥當初是「缺」—— 缺產業基礎，缺龍頭企業。政府不進場，產業就是空白。合肥的產業崛起，本質上是 「無中生有」 的資本運作，屬增量創造型。

　長春是「有」—— 有光機所，有積澱，有 「國家隊」。但存量資源被體制梗阻鎖住了。長春的改革，核心是 「盤活」—— 把沉澱的科研能力從實驗室釋放到市場中去，屬存量激活型。

　一城一策，因城施策 —— 差異源於資源稟賦的現實約束，而非路徑的偏好選擇。

　比較兩種模式，核心看三個維度：制度成本、資本效率、退出機制。

　制度成本。長春的選擇是政府承擔制度設計的前期成本 —— 機構精簡、職能剝離、數據打通，邊際成本隨着制度完善而遞減。合肥的選擇是政府承擔資本投入的直接成本 —— 千億級基金規模、長周期持倉，邊際成本取決於項目的成敗概率。

　資本效率。合肥模式的優勢在於 「快」—— 資金注入直接拉動產能落地，京東方、蔚來的案例已驗證路徑；劣勢在於 「重」—— 一旦賽道判斷失誤或周期逆轉，沉沒成本由財政兜底。長春模式的優勢在於 「輕」—— 政府不承擔直接的資本風險，而是通過制度優化讓市場自發配置資源；劣勢在於 「慢」—— 制度紅利的釋放需要時間，產業生態的培育無法靠行政命令提速。

　退出機制。合肥跑通了 「投資 — 退出 — 再投資」 的閉環，IPO 和併購構成制度化的退出通道。長春的 「退出」，是政府從社會事務和微觀干預中有序撤出 —— 開發區回歸招商主責、行政區承接社會職能，用制度設計劃定權力邊界，讓市場獲得更大的自主運行空間。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曾警告：政府補貼用好了培育產業，用不好會讓企業依賴政策。合肥的循環鏈條，就是那個退出通道；長春 「讓開發區回歸主責主業」，本質上是在制度上限制權力的無限擴張。

　兩條路，都在各自的邊界內，為 「有為政府」 與 「有效市場」 的共存尋找制度化出口。

　四、各自的逆風與共同的曙光

　合肥的風險是周期性的。當經濟逆轉，國資深度綁定的項目出現大面積虧損，「耐心資本」 就有變成 「沉沒資本」 的風險，最後的買單者是地方財政。

　長春的風險是結構性的。制度改革是慢變量，產業競爭是快變量。如果 「科研 — 轉化 — 產業」 的鏈條打通得不夠快，人才和資本就會流向市場化程度更高的地區。慢，本身就是一種代價。

　但9月的大會給出了最新數據。2026年1至7月，長春經開區光電產值增速達21.3%，占區域工業比重由2.6%躍升至10.5%。「珩、蘊、智、吉」 四園滿園運行，四期長光園9月開工，五期華光園全面開工，七期啟光園已啟動設計。43個重點項目已開工建設，總投資344億元；20個簽約項目即將開工，總投資153.6億元。長光辰芯成功登陸港交所。

　從投入產出視角看，長春 「搭台」 模式雖見效慢於合肥 「入場」 模式，但制度基礎設施一旦鋪設完畢，釋放的乘數效應更為持久 —— 科研存量的激活沒有折舊周期，制度環境的優化沒有退出焦慮。這筆賬，慢變量，但複利效應比快變量的脈衝更深厚。

　【記者手記】

　長春在「鬆綁」中釋放存量，合肥在「綁定」中創造增量。兩條路徑不是單選題，而是地方政府在各自稟賦約束下的兩種探索。

　比較的價值，不在於評判高下，而在於追問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命題：在一地一策的產業實踐中，如何找到那個「政府介入恰到好處」的臨界點 —— 既不過度替代市場，也不在市場失靈時袖手旁觀？

　兩種路徑的並存本身就是一種激勵 —— 激勵人們在 「有為政府」 與 「有效市場」 的交叉地帶持續試錯、持續校準、持續突破。長春與合肥，一個靠 「破」 來釋放，一個靠 「立」 來創造，殊途同歸的是對邊界的不懈探尋。

　那條線的終點，是制度供給與產業呼吸的同頻共振。當 「一城七園」 從藍圖變為現實，當177個項目從投資轉化為產出，當1600億元的目標從規劃走向結算 —— 這筆關於 「邊界與代價」 的賬，終將以 「產出與希望」 作答。

　【調研札記】

　長春的 「搭台」 與合肥的「入場」，路徑迥異，底線相同 —— 政府的介入必須有退出機制，市場的空間必須靠制度護航。兩種探索沒有高下之分，卻共同印證了一個道理：正確政績觀的核心不在「說不說」，而在「做不做」的邊界分寸。

　光電產業連續三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已經邁上千億元台階。那些正在拔地而起的廠房、正在調試的產線、正在簽約的項目，正在把「投入產出賬」從預測變成現實。這筆賬的答案，不在報表裏，在工地上的塔吊間，在實驗室的顯微鏡下，在「十五五」末1600億元的目標線上 —— 看得見，摸得着，正在發生。久久為功，功不唐捐。（記者 冀文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