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安生

 　經濟國際話語權是一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主導規則制定、掌控資源配置、塑造價值共識的綜合能力，核心體現為規則主導權、金融定價權、產業掌控權與話語傳播權四大維度。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及最大貨物貿易國，中國經濟國際話語權已實現從「規則接受者」向「新興增長型」的歷史性跨越，在區域經濟合作、產業規模供給等總量指標上實現顯著突破。然而，對標全球核心型經濟主體，中國在規則制定主導權、貨幣金融影響力、產業鏈供應鏈掌控力及話語傳播共識塑造等核心領域仍存在顯著短板。這些問題相互交織、彼此制約，成為中國經濟國際話語權向區域引領型、全球核心型跨越的核心障礙，其根源既源於全球經濟治理「西強東弱」的歷史格局，也與國內制度型開放深度、核心技術創新能力、國際話語體系建設的結構性滯後密切相關。

 貨幣與定價權雙重弱勢 

　一、規則制定的主導權缺位元與高標準規則適配不足，是中國經濟國際話語權的首要短板。儘管中國在IMF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已分別提升至6.07%和4.45%，並在新能源、高鐵等領域主導制定超80項國際標準，但整體格局仍呈現「區域強、全球弱」的特徵。核心痛點在於高標準制度適配不足。面對CPTPP、DEPA等高標準經貿協定，中國在競爭中立、跨境資料流程動等條款的試點落地僅62項，遠未形成可複製的規則體系。更為嚴峻的是，在數字貿易、綠色低碳等新興領域，中國國際標準參與度僅為30%，產業標準海外採標率低至18%。這導致中國雖擁有龐大產業規模，卻難以將其轉化為規則標準優勢，在全球經濟規則重構中常處於被動適配地位，難以撼動美歐主導的既有體系。

　二、 貨幣金融領域的全球影響力結構性薄弱，是中國經濟國際話語權的核心軟肋。金融是現代經濟話語權的高級形態，儘管人民幣已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和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但其全球支付佔比僅為3.58%，外匯儲備佔比僅2.75%，與美元（50%以上儲備佔比、40%以上貿易結算佔比）相比差距懸殊。更深層次的短板在於投資與儲備功能的嚴重不足。CIPS系統處理業務金額全球佔比僅2.8%，顯示人民幣跨境支付基礎設施仍處初級階段。同時，中國在大宗商品定價中缺乏話語權，鐵礦石、銅等核心商品人民幣計價交易佔比不足8%，上海期貨市場難以與倫敦、紐約形成制衡。這種「貨幣與定價權」的雙重弱勢，使中國在全球資源配置中面臨額外的交易成本與匯率風險。

 產業鏈供應鏈核心環節「卡脖子」 

　三、 產業鏈供應鏈的核心環節「卡脖子」，使得中國的產業規模優勢難以轉化為話語權優勢。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220餘種工業產品產量居全球第一，產業鏈掌控力看似相對優勢，實則隱藏「卡脖子」危機。資料揭示了中國供應鏈「大而不精」的現實：14nm及以下高端芯片國產化率僅8%，EDA工具、高端材料國產化率不足5%。面對1200餘家企業被列入實體清單的嚴峻形勢，中國在半導體、航空發動機等高端製造領域難以佔據產業鏈上游。儘管新能源領域核心技術專利全球佔比達38%，但高端製造出口佔比僅12.6%，跨國企業全球500強數量雖達142家，但具備全球產業鏈整合能力的頭部企業稀缺。這種核心環節的短板，使中國雖為全球供應鏈的「穩定器」，卻難以成為「主導者」，在地緣衝突中極易面臨斷供風險。

　四、 經濟話語傳播的共識塑造能力薄弱，是中國經濟國際話語權的「最後一公里」障礙。儘管中國的一些媒體平台努力擴大全球覆蓋，但中國財經媒體全球傳播覆蓋率僅65%，且存在「管道窄、覆蓋淺」的問題。更關鍵的是「文化折扣」現象：國際智庫對中國經濟研究成果的引用率僅12%，本土化海外傳播團隊不足千人。中國提出的共商共建共用、全球發展倡議雖被120餘個國家認同，但僅18次被轉化為國際組織檔，發展中國家借鑒中國模式的數量僅35個。西方媒體的片面解讀進一步削弱了中國在全球熱點問題中的輿論引導能力（觀點傳播度僅40%），導致經濟硬實力難以有效轉化為價值軟實力。

　中國經濟國際話語權的短板與軟肋，本質是總量增長與結構升級不同步、國內制度創新與全球規則對接不充分、硬實力提升與軟實力建設不協調的集中體現。但是，可以預期，隨着中國高水準對外開放的不斷推進，有關短板和軟肋將會逐漸得到彌補和增強，中國經濟國際話語權將會實現從「新興增長型」向「區域引領型」直至「全球核心型」的跨越，真正實現與中國綜合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全球經濟治理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