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安龍、劉宇

2025年12月10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的協商版本，這項國防政策法案的授權規模約為9010億美元，接近1萬億美元。該立法連續60餘年獲美國國會通過，延續其「年度必過法」的地位。更關鍵的是，此次NDAA納入了修訂版《禁止與某些生物技術供應商簽訂合同法案》的制度性框架。該框架授權美國聯邦行政部門制定「受關注的生物技術公司」名單，並禁止聯邦機構及其合作方與名單內企業簽訂合同或提供特定資金，從而對涉及特定「受關注外國」（如中國）背景的生物技術供應商實施系統性管控。

中國生物醫藥強勢崛起

美國對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的關注與壓力，很大程度上來自中國創新能力與國際化交易的快速上升。根據《經濟學人》2025年11月29日報道及其配套圖表，中國「在研創新藥」數量到2025年1月已達約2.5萬種，約佔全球總量的四分之一。《經濟學人》的圖表還表明，按「臨床試驗啟動」口徑統計，中國企業所在地對應的全球佔比已從2009年的個位數水準上升至2024年的接近三成，成為全球臨床研發活動的重要力量之一，從而使中國成長為進步最快的國家。

生物醫藥關乎國家安全與經濟影響力，美國擔憂基因數據、關鍵試劑和生產能力外流可能被用於軍事或情報目的，中國則將其視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與實現科技強國目標的重要支柱。多家機構（如IQVIA、Evaluate Pharma、麥肯錫等）的研究預測，未來數年全球生物醫藥和處方藥市場仍將新增數千億美元規模，創新藥品類將是主要增量來源，誰能主導關鍵創新技術和產品，誰就將在這一輪全球競爭中掌握更多主動權。中國在生物醫藥領域的快速崛起被美國視為對其長期主導地位的挑戰，也加速了雙方將生物醫藥納入國家安全與地緣博弈框架的「安全化」趨勢。

儘管博弈加劇，中美在生物醫藥領域的互補性仍然顯著：美國擁有全球最大醫藥市場和領先的基礎研究能力，中國則在臨床試驗速度、成本效率和患者基數方面具有獨特優勢。

美國頭部藥企對與中國創新藥企的合作仍有強烈需求。據《經濟學人》報道，2025年5月，美國製藥巨頭輝瑞向中國生物科技公司康方生物支付12.5億美元，獲取其一款實驗性癌症藥物在中國境外的製造和銷售權。同月，英國製藥巨頭葛蘭素史克與中國恒瑞醫藥達成5億美元協議，共同開發一款肺部疾病治療藥物，加上最多9種藥品的期權，交易總價值最多可達20億美元。這些案例體現出從單純授權向聯合開發、全球商業化分工的模式演進。

生物醫藥產業版圖將重塑

上述互補的產業現實必將造成美國製藥行業與美國政府之間對中國持有不同態度，如何利用好這種互補性來阻止美國將生物醫藥領域納入國家安全與地緣博弈框架的「安全化」。

輝瑞、葛蘭素史克等巨頭與中國企業的巨額交易，凸顯商業邏輯對沖政治壓力的力量。最終平衡取決於戰略拉鋸與市場需求的互動：一方推動脫鈎重組，另一方維繫合作紐帶。這將重塑生物醫藥產業版圖，倒逼中國加速轉型，提升自主能力，同時考驗全球科學協作能否超越零和思維，避免損害人類健康福祉。

（徐安龍，中山大學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長、教授/首席科學家，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中西醫結合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免疫學會副會長，中華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原北京中醫藥大學校長，原中山大學副校長，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分子免疫學博士。劉宇，中山大學香港高等研究院研究員/青年科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