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博士研究生 趙曉璇

　過去三年，英國民眾經歷了天然氣價格飆升、房租成本雪上加霜的生活成本危機。根據公民諮詢處（Citizens Advice）的資料，截至2024年底，英國家庭拖欠能源帳單總額高達38.5億英鎊，求助人數較疫情前激增超過50%。這種危機的根源，遠不止於戰爭或疫情的外部衝擊，更是英國自身經濟結構與社會政策長期失調的必然結果。

　能源住房存結構性問題

　俄烏戰爭導致的天然氣與電力價格暴漲，被視為英國生活成本危機爆發的導火索。這場能源困局在英國尤為嚴重，對英國民眾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打擊。該問題與英國對外部能源高度依賴的脆弱經濟結構有關，暴露了英國缺乏戰略儲能、價格管控和公共能源投資的深層次制度問題。危機中，英國政府雖然推出「能源價格保障」機制，但只是短期限價，並未對能源結構作出實質性調整。

　此外，英國住房市場就逐漸呈現出一種典型的結構性扭曲，在公共住房供給持續不足、金融寬鬆政策推高資產價格以及住房金融化加深的背景下，房價與租金的增長速度長期快於實際收入的增長。這導致低收入群體住房支出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斷攀升。2020年以來，印花稅減免等短期刺激措施在疫情期間推高了房價，而租賃市場的緊張供需關係則導致租金漲幅達到十餘年來的最高水準。與德國、荷蘭等西歐國家相比，英國低收入家庭住房支出佔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超過25%，顯著高於OECD平均水準，成為壓垮家庭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住房市場的金融化，不僅是導致生活成本飆升的關鍵，更是代際貧困和社會不平等擴大的制度推手。

　政治失能碎片化激進化

　英國的生活成本危機，除了經濟結構性問題，更是政治體制失能的產物。保守黨與工黨長期輪替，但政策設計往往被選舉周期、黨派鬥爭和利益集團所綁架，缺乏長期性和穩定性。這就是典型的西式多黨競爭困境：當務實改革無法贏得短期選票時，政黨更傾向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社會信任則在一次次失望中被消耗殆盡。

　英國主流政黨在此次危機中的「丟線」表現，導致了嚴重的政府信任危機。長期以來保守黨政府的補貼政策治標不治本，2025年，工黨上台後的結構改革亦雷聲大雨點小。英國民眾普遍認為政府政策「脫離生活」。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改革黨（Reform UK）以「直白、反建制」的語言動員「憤怒的中產」與「被遺忘的底層」，其政策雖缺乏操作細節，卻精準戳中選民情緒痛點，民眾用選票表達了對傳統政治路徑的失望，民粹力量的興起，政治格局走向碎片化與激進化。

　港有政策兜底國家背書

　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住房極度市場化的城市，香港在某些層面與英國的處境相似：高房價、高生活成本、工資增幅落後於物價上漲，導致青年群體焦慮。某種意義上，香港和英國面對的，其實是同一個「後工業社會困境」：就業充足，卻難以維持體面生活，生活成本危機不容忽視。

　香港始終維持着一定規模的公屋和資助房屋體系。雖然供給不足、輪候時間過長，但至少構建了一條「底線」。換句話說，在香港，再貧困的家庭仍然存在進入公共住房體系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內地在大灣區範圍內為香港青年打開了置業與就業的新空間。例如「港人港地」項目以及跨境通勤便利化，為部分年輕人提供了替代性選擇。這意味着，即使香港本地房屋市場長期緊張，內地資源的協作與空間延展，為緩解住房矛盾提供了外部兜底。

　香港早在2014年開始推行「雙能源結構」政策，增加天然氣比重，穩定能源供應來源，並強化跨境能源合作，再加上政府對電力市場的管控，避免了價格失控的風險。這背後其實反映出香港雖市場化程度極高，但在關鍵民生環節仍保留一定的「公共品邏輯」。香港雖同樣市場化，但關鍵生活必需品並未完全交由國際市場決定，而是有「國家背書」的穩定性。這是英國缺乏的安全閥。

　從表面上看，英國的生活成本危機是帳單難付、工資停滯、物價上漲。但深層來看，這是一個長期發展模式積弊積壓下的總爆發，是資本主義治理邏輯在21世紀不確定全球格局中面臨的系統性挑戰。我們如何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善用好「政策兜底」、「國家背書」等特性來面對生活成本挑戰，將是未來治理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