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朱鼎健

    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時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這是香港回歸以來首次編制覆蓋全經濟社會的系統性中期發展規劃，共7篇28章，約6萬字，提出5大主要目標和22項主要指標，標誌着特區治理正式邁入「長遠頂層設計與年度精準落地」雙軌並進的新階段。

    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筆者認為這份規劃的意義遠不止於一份政策文件，而是香港治理範式的一次根本性躍升，其正面影響將在未來5年乃至更長時間內持續顯現。

    告別碎片化被動應對

    首先，治理邏輯的根本轉變：從「積極不干預」到「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協同」。長期以來，年度施政報告為主要治理工具，雖能回應短期訴求，卻難以統籌長遠布局、破解深層矛盾。筆者在今年6月規劃公眾諮詢階段即指出，這一轉變來之不易，也恰逢其時。規劃秉持7個理念，明確提出「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在不動搖香港自由市場核心優勢的前提下，以科學頂層設計補齊發展短板。

    這一轉變的關鍵意義在於：它為香港建立了「宏觀有藍圖、年度有施工圖、執行有檢視」的治理閉環。五年規劃管長遠方向，施政報告管年度落實，兩者形成有機銜接，使香港發展告別碎片化、被動應對的舊模式，進入系統化、前瞻性的新階段。

    全運會模式推動跨境合作

    其次，體現了國家戰略與香港定位的精準對接。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賦予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戰略定位：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筆者尤為關注的是，規劃在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提出了具體的「硬聯通」與「軟聯通」舉措：推進深港西部鐵路和北環線支線，構建「軌道上的大灣區」；加快推動專業資格互認、規則銜接，促進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筆者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亦曾就大灣區協同發展提出提案，主張以「全運會模式」推動跨境會展合作。這些部署與筆者的建言方向高度契合，說明規劃充分吸納了社會各界的智慧。

    但筆者要進一步強調的是：對接國家戰略只是起點，香港更需要從「被動對接」走向「主動作為」。正如筆者此前撰文所言，香港不應只滿足於做國家發展的參與者，更要清晰界定自身能做出的獨特貢獻。在轉型金融、綠色標準制定、跨境數據流動等領域，香港具備普通法體系、監管信譽和國際視野的獨特條件，完全可以承擔「試驗田」角色，為國家制度創新積累經驗。

    經濟轉型民生改善雙輪驅動

    再者，規劃突出了經濟轉型與民生改善的雙輪驅動。規劃將北部都會區建設列為六大板塊之首，提出5年「熟地」產出量達900公頃，是此前5年的7.5倍；住宅落成量達7萬套，增長約6.4倍。北部都會區面積達3萬公頃，可提供3000公頃新發展土地，目標興建50萬個新住宅單位，並創造50萬個新就業機會。這不僅是空間拓展，更是產業結構重塑的戰略載體，將推動形成「南金融、北創科」的新發展格局。

    在創科領域，規劃提出本地創新活動開支佔GDP比例力爭達3%，製造及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力爭達5.5%。這些量化指標體現了規劃的務實導向。

    民生方面，規劃將「民生福祉顯著改善」列為五大目標之一，涵蓋醫療、教育、房屋、安老等領域，並設定每千人口對應醫生比由2.25人提升至2.43人等具體指標。筆者在諮詢階段即建議，政策目標不應局限於增加單位數目，而應着眼於整體居住環境的改善，包括交通配套、公共服務和社區設施等因素。規劃在這方面作出了積極回應。

    建評估機制確保藍圖落地

    此外，建立了評估機制，確保藍圖落地。規劃的成敗，最終取決於數年後市民能否感受到實質改善。筆者在7月即撰文呼籲，應建立清晰的評估機制，設定階段性成果並定期檢視執行情況。令人鼓舞的是，規劃在「強化五年規劃實施保障機制」專章中，明確建立定期檢視和滾動調整機制，訂立22項預期性與約束性指標，讓規劃可追蹤、可問責。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誕生，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里程碑。它證明了香港不僅能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自由市場的獨特優勢，更能以戰略規劃的主動性應對百年變局的不確定性。（圖：中通社）